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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新京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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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浩劫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看见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亲切。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不像一位老人。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兴。这几年中间我见过他多次,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没有机会长谈;有时我到他的住处,没有干扰,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话,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每次都想多坐一会,但又害怕谈久了会使他疲劳,影响他的健康。告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还有许多话不曾讲出来,心想:下次再讲吧。同他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艰难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叫人特别 担心的事情,何况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丢不开“下次吧”这个念头,总以为我和他晤谈的机会还有很多。最近有人来说“茅公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我那“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动摇。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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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改版,开始发表新文艺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那时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三部曲《蚀》的时候,我在法国。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他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做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三十年代又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先生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时的盛况,那是《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那个时期他还接连发表了像《林家铺子》、《春蚕》那样的现实主义短篇杰作。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或者初放的花朵,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视的文章。

吴泰昌

《悼念茅盾同志》一文收录在巴金的《真话集》当中,这是巴金晚年的随笔,回忆了他与茅盾的交往。“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作一位老师。”这直接体现出了巴金对茅盾的爱戴与钦佩之情,巴金在文章中回忆了几件交往故事,说明茅盾对待每一件事情都认真负责、刻苦钻研,同时还充分肯定茅盾在现实主义文学上的成就,对于茅盾的逝去感到无限的悲痛和缅怀。

  我不是艺术家,我不过借笔墨表达自己的爱憎,希望对祖国和人民能尽一点点力,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只好边走边学。几十年中间,我从前辈作家那里学到不少做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学到一些文学知识。我还记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学社安排的几次会晤,有时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没有人打扰的旅社房间里,听他们谈文学界的现状和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听着,今天我还想念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

年逾八旬的文艺评论家、散文家吴泰昌先生,上世纪60年代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后长期从事文艺报刊的编辑和采访工作,曾任《文艺报》副总编、编审。1970年代后期,他与巴金有了较多接触,尤其是巴金晚年经历的一些重大文坛往事,他都亲历现场,亲眼目睹,是见证者和参与者。今年,在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回首往昔,不少史料弥足珍贵。

十年浩劫之后我到北京开会,看见茅盾同志,我感到格外亲切。他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不像一位老人。这是我最初的印象,它使我非常高兴。这几年中间我见过他多次,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没有机会长谈;有时我去他的住处,没有干扰,听他滔滔不绝的谈话,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子。我没吃都想多坐一会,但又害怕谈久了会使他疲劳,影响他的健康。告辞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还有许多话不曾讲出来,心想:下次再讲吧。同他的接触中我也发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除了步履艰难外,我没有看到什么叫人特别担心的事情,何况我自己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我一直丢不开“下次吧”这个念头 ,总以为我和他晤谈的机会还有很多。最近有人来说“茅公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我想,到了冬天老年人总要发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天气暖和就会好起来,我那“下次吧”的信心并不动摇。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长途电话就把我的“下次吧”永远地结束了。

  然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缺乏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因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文学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来我总是感到惭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为记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坚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四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我们在黎烈文家商谈,公推茅盾同志担任这份小刊物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刊物在广州印刷,他每期都要来广州看校样。他住在爱群旅社,我当时住在广州,到旅社去看他,每次都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专心改正错字。我自己有过长期校对的经验,可是我校过的书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错字。记得我在四十年代后期编了一种丛书,收的有一本萧乾的作品(大概是《创作四试》吧)。书印出后报纸上刊载评论赞扬它,最后却来一句:“书是好书,可惜错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内疚之后,眼前就现出茅盾同志在广州爱群旅社看校样的情景和他用红笔批改过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最后写《回忆录》时也是这样。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看来我永远赶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第一次见面约稿,为巴金怀念老舍而感动

二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改版,开始发表新文艺作品,茅盾同志做了第一任编辑,那时我在成都。一九二八年他用“茅盾”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三部曲《蚀》的时候,我在法国。三十年代在上海看见他,我就称他为“沈先生”,我这样尊敬地称呼一直到最后一次同他的会见,我始终把他当作一位老师。我十几岁就读他写的文学论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三十年代有喜欢读他那些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那些年他站在鲁迅先生身边用笔进行战斗,用作品教育青年。我还记得一九三二年他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时的盛况,那时《阿Q正传》以后我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伟大胜利。那个时期他还接连发表了像《林家铺子》、《春蚕》那样的现实主义短片杰作。我国现代文学始终沿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道路成长、发展,少不了他几十年的心血。他又是文艺园中一位辛勤的老园丁,几十年如一日浇水拔草,小心照料每一朵将开活着初放的花朵,他在这方面也留下不少值得珍视的文章。

  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到了尽头了。他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他不应该有遗憾。但是我呢?我多么想拉住他,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

作为编辑,向作家约稿是其主要的工作职责。1977年近年底,受《人民文学》杂志社委派,吴泰昌来上海组稿。他首先想到的是,能否顺利约到巴金先生的稿件。经与熟识巴金的报社记者谷苇先生联系安排,于12月2日来到武康路巴金寓所。这是他第一次与巴金见面。因之前杂志社及他本人都给巴金写过信,访谈的相关要求巴金已经知悉。约好上午十点,巴金已早早在客厅等候了。和煦的阳光照在巴金的脸上肩上,显得安祥宁静。谈起请巴金为《人民文学》写稿事,巴金说,会写的,写了合适的稿件就给你们。巴金还请吴泰昌代为问候张光年主编、严文井副主编。巴金说,刚读了《人民文学》发表的《诗两首——老舍遗作》,他屈死这么多年了,我非常怀念他。话题就转到了老舍上,吴泰昌告诉巴老,为了促使给老舍尽快恢复名誉和落实政策,《人民文学》决定先行刊出老舍的遗作,派吴泰昌专门到老舍家,找老舍家属商量此事,终于在抄家退还的杂乱书稿堆中, 找到了老舍写于1965年的两首短诗手稿,一首是《昔年》,另一首是《今日》。遂安排在当年十月号刊出,由编辑部写了编者按,主编张光年在审稿时,在老舍名字后,加上了“同志”两字,说老舍本来就是同志,一个好同志,却弄得不成同志,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剧。又决定《人民文学》分三期连载老舍生前未竟稿,九万多字的《正红旗下》。巴金听后,用四川话连说好好,你们这样做得对噢!

我不是艺术家,我不过借笔墨表达自己的爱憎,希望对祖国和人民能尽一点点力,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走上了文学道路,只好边走边学。几十年中间,我从前辈作家那里学到不少作文和做人的道理,也学到一些文学知识。我还记得三十年代中在上海文学社安排的几次会晤,有时鲁迅先生和茅盾同志都在座,在没有人打扰的旅舍房间里,听他们谈文学界的现状和我们前进的道路,我只是注意地听着。今天我还想念这种难得的学习机会。

  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和罗荪同志同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茅盾同志,他谈他的过去,谈他最近一次在睡房里摔了一跤后的幻景,他谈得十分生动。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却又不能不让他休息。我们告辞后,他的儿媳妇搀他回到寝室。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今天我读了他的遗书,他捐献大量稿费,作为奖励长篇小说的基金;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接着,又谈到了阿英先生。6月18日得悉阿英在京去世,巴金即刻发去唁电并送了花圈。阿英追悼会后,巴金又专门给吴泰昌去信说:“读到悼词仿佛见到阿英同志的微笑,对他的评价是公平的,他的确为中国人民文艺事业做过不少好事。他的藏书不少,希望不会散失。”巴金想到的是,保护和利用好作家遗留的书籍,是对其最好的怀念。

然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缺乏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因此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文学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成就,回想起来我总是感到很惭愧,甚至一些小事自以为记得很牢,也常常不能坚持下去。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文艺刊物停刊,《文学》、《中流》、《译文》、《文丛》等四份杂志联合创办《呐喊》周报,我们在黎烈文家商谈,公推茅盾同志担任这份小刊物的编辑。刊物出了两期被租界巡捕房查禁,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我们按时把稿子送到茅盾同志家里。不久他离开上海,由我接替他的工作。我才发现他看过采用的每篇稿件都用红笔批改得清清楚楚,而且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我过去也出过刊物,编过丛书,从未这样仔细批稿,看到他移交的稿件,我只有钦佩,我才懂得做编辑并不是容易的事。第二年春天他在香港编辑《文艺阵地》,刊物在广州印刷,他每期都要来广州看校样。他住在爱群旅社,我当时住在广州,到旅社去看他,没吃都看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专心改正错字。我自己有过长期校对的经验,可是我校过的书刊中,仍然保留了不少的错字。记得我在四十年代后期编了一种丛书,收得有一本萧乾的作品。书印出后报纸上刊载评论赞扬它,最后却来一句“书是好书,可惜错字太多。”我每想起自己的粗心草率,内疚之后,眼前就现出茅盾同志在广州爱群旅社看校样的情景和他用红笔批改过的稿件。他做任何工作都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连最后写《回忆录》时也是这样。他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他的著作;在昏迷的时候他还做写作的知识。一直到死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我尊他为老师,可是我跟他的距离还差得很远。看来我永远赶不上他了。但是即使留给我的只有一年、两年的时间,我也要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三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见面,巴金就像老朋友那样,与吴泰昌谈了那么多,尤其是谈了对老舍、阿英等老作家平反并恢复名誉等文坛上的重要话题。在吴泰昌的心目中,留下了对巴金的美好印象:“蓝色中山装,一头白发,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是一双透着智慧而有神的眼睛。”

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像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像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但是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啊,现在到了尽头了。他是我们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样,他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少宝贵财富,他不应该有遗憾。但是我呢?我多么想拉住他,让他活下去,写完他所想写的一切啊!

之后,巴金每次去北京,大多由吴泰昌陪同、照顾。第二年3月,巴金赴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代会,会议结束由吴泰昌陪着,专门到丰富胡同九号老舍家,看望了老舍夫人胡絜青及子女。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老舍大女儿舒济告诉巴金,出版社正在计划出版老舍的书,巴金听后十分欣慰,并与家属聊起家常。巴金的到来,给沉闷许久的老舍之家,带来了勃勃生气。6月,有关方面正式为老舍恢复名誉,正值在北京出席全国文联会议的巴金,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在旁的吴泰昌,看到巴金的手紧握着胡絜青和她子女的手,神色庄重又有些激动,他很想说点话,却终于没能说出口。巴金想表达对家属的安慰,话却积压在胸中。他反复想的是,为什么老舍会有这样遭遇?1979年,巴金的思考成熟了,他要回答这个“为什么”,执笔写下了《怀念老舍同志》,编入《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中。巴金说老舍是“伟大的爱国者,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吴泰昌看到此文后说:“这是我读到的巴金写怀念友人文章中最长的一篇。”

去年三月,访问日本的前夕,我到茅盾同志的寓所去看他,在后院那间宽阔、整洁的书房里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和罗荪同志同去,但谈得最多的还是茅盾同志,他谈他的过去,谈他最近一次在睡房里摔了一脚后的幻景,他谈得十分生动。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却又不能不让他休息。我们告辞后他的儿媳妇搀他回到寝室。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我想,多寂寞啊!这两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孤寂老人的形象。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今天我读了他的遗书,他捐献大量稿费,作为奖励长篇小说的基金;在病危的时候,他这样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忠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巴金在家惊悉茅盾去世,他异常悲痛

原文引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3月

1981年3月,吴泰昌来上海,到武康路向巴金汇报全国中短篇小说的评奖工作。这天,巴金的精神尚不错,见到吴泰昌来,巴金兴奋地谈起最近读了不少小说,中短篇都有,还具体谈了对其中几篇的看法。接着,吴泰昌和李小林还陪巴金在院子里散步一会,边走边聊。巴金说,茅盾也认为现在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超过了我们,这是文学发展的大好事。巴金又谈起,茅盾还住在医院里,身体应该没大问题,只是会影响他写回忆录的进度。然而,就在他们回到屋内时,突然电话铃响起,巴金女儿李小林拿起听筒,当即脸色大变,脱口说“茅公”时,大家都明白了。只见巴金急忙接过电话,十分艰难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茅盾的去世,巴金感到太突然和意外了。客厅里气氛骤变,大家沉默,巴金木然地坐靠在沙发上,像瘫倒一样有气无力。

新时期开始的1979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巴金赴会。会议期间,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吴泰昌陪茅盾和巴金观看电影,看他俩耳畔絮语,亲切交谈。这是两位文坛巨匠相隔十多年后的第一次会面。在这次会议上,茅盾连任中国作协主席,巴金选为第一副主席。会议休息时,吴泰昌看到翻译家高莽正抓紧时间,把茅盾和巴金交谈的场景给画出来。在巴金眼中,茅盾“还是那样意气昂扬,十分健谈”。他相信天气暖和后茅盾会好起来的,“下一次见”的信心始终没动摇过。可是巴金“万万想不到突然来的电话,就把我的下一次见永远地结束了”。巴金说:“得到茅盾同志的噩耗我十分悲痛,眼泪流在肚里,只有自己知道。”吴泰昌亲见并真切地感受到,茅盾的辞世,给巴金带来的巨大痛苦。

巴金在他的大书房里

巴金想起过去的事。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就与茅盾见面了,称他“沈先生”,这样的尊称持续了一辈子。抗战中许多刊物停办,大家联合创办了《呐喊》周报,巴金、黎烈文等商量后,请茅盾担任刊物主编。可惜只出了两期,就被查封。又改名《烽火》,继续出下去,巴金每期按时把稿件送到茅盾家中,请他终审定版。直到茅盾离开上海,巴金接替了茅盾的主编工作。巴金看到茅盾移交给他的稿件,每篇都用红笔改得清清楚楚。后来,茅盾编香港《文艺阵地》,在广州校对印刷,住在爱群旅社,巴金去看望他,见他在一字一字改正来稿上的错别字。这都让巴金感慨:“我要以他为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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