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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新京有领导地进行创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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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屠岸在山西壶口

从报纸上突然看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著名诗人、出版家、翻译家屠岸先生于12月16日去世。读后甚为悲痛。我和屠岸先生相识相交40余年,对他的文品和学养,一直怀着深刻的敬意;特别是我在一个特殊年代,曾经和他有一段特殊的因缘际会,使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一步,在我人生长途中,成为常忆常新的一幕。

远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黑龙江省边远地区富拉尔基的一个新建的工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这个工厂气势恢弘,员工众多,其规模之大,属全国第一。职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不少技术人员从海外归来,职工们战天斗地、艰苦卓绝,在很短时间内,便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企业,填补了我国机器制造业的空白。火热的建设生活,激发了人们文学创作的灵感,纷纷拿起笔来,讴歌身边发生的创造者宏伟的业绩,作品屡见于全国报刊。由此工厂宣传部门还成立了业余文学创作小组,有领导地进行创作活动。我因为自幼酷爱文学,在此热烈的文学氛围感染下,也积极投入业余文学创作行列,因为较勤奋而小有成绩,发表了许多作品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因而在工厂内外有了点名气,无形中成了小组的带头人。“文革”初期,也曾受到冲击,下放到车间进行劳动改造。

此后工厂的业余创作活动停顿了一段时间,到了7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重新理政,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了新的起色,工厂生产渐趋走向正规,而我们的文学创作小组也逐渐“还阳”了,一些新老成员又纷纷聚集起来,拿起笔来,报刊上又开始反复出现我们的名字。此种现象,引起刚刚复苏的文坛的注意,许多报刊纷纷来此组稿。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先生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就在1975年的夏天,亲自来到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进行组稿活动,和工厂的宣传部门商定:由全厂的业余作者创作一部反映工厂生活的文学作品。工厂的领导很重视这件事,经过认真研究,当即责成我负责完成此任务。

我和有关同志很快物色了10多位稍有创作基础的职工,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大家各自选题,进行创作活动。由于大家的努力,工作进展很快,不久便创作出数十篇初稿,经过初步评阅,选择了10余篇短篇小说,汇集起来后,由我携带进京,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评审,由资深的责任编辑张木兰女士负责。特别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出版社还商请屠岸先生进行终审。屠岸先生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文坛早负盛名,有他审稿,我们当然倍感荣幸。更加出乎我意料的是,社里还决定由屠岸、张木兰二位编辑亲赴富拉尔基重机厂和作者们一同修改稿件,并且很快成行。

屠、张二位大编辑于1976年6月初抵达工厂。次日,便要我召集作者们听取他们的修改意见。有此幸遇,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二位编辑看到这些在机床旁边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的一线生产工人作者,显得特别高兴。屠岸先生当即记下他们的姓名和作品名称,进行了诚恳的勉励。而作者们朴实的语言和诚恳的态度,也令屠岸非常满意。事后他由衷地对我说: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由于当时工厂系初建,生活条件很差,经过商讨,安排他们两人住在工厂简陋的招待所里。又因为我们地处边塞,供应较差,饮食上很为单调,每餐仅有苞米面窝窝头,喝的是大碴子粥,菜肴更是简单,仅有萝卜、白菜、土豆而已。但是他们两位老师却甘之如饴,毫无不满之色,我们都表示钦佩。

在帮助作者改稿期间,屠岸先生还对作者们的劳动岗位有着极大的兴趣。他经常下到车间、工地,观察他们的工作情景。他在旋转的机床旁边,兴致勃勃地察看工人操作的技艺,他来到炼钢炉前,用护目镜观看烈焰滚滚的炉火,在水压机旁欣赏大钢锭被碾压成材的壮观,在实验室里观摩试管里各种形态的元素的变异,在绘图板旁体验设计者绘制的种种机器图形——他的足迹遍及全厂的各个角落,充分体察了劳动者的心情和体态,从而对作者的作品内涵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对作品的修改意见都十分贴切,大大加快了作品修改的进程。更为突出的是,密切了编辑和作者的感情。因此,全部作品的修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但是,屠岸先生从未让作者联系“实际”,也不谈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三突出”的要求,而是处处强调从生活本色出发,写出自己真实的情感。因此,那一批作品里几乎看不到当时作品中流行的“帮气”。

正在这个期间,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死伤数十万人,我们那里也有强烈的震感,大家都有些胆战心惊。但是,对此消息,屠岸等同志却不为所动,照常工作,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的情绪。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令我们这些作者们感动不已。

在富拉尔基工作两个多月,直到稿子完全改定之后,屠岸他们才动身回京,大家都对他们恋恋不舍,聚集起来一直把他们送上火车,列车开动之后,有的作者还追随了长长的一段路程,足见彼此相处中结下了多么深厚的情谊。

这部书稿终于在1976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屠岸先生专意为之命名为《淬火集》,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浓厚的工厂气息,获得普遍好评。特别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已经是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的好时光了。此书生逢其时,出版后受到社会热烈赞扬,我们工厂专门购置了一大批新书,发到车间、处室,职工们争相传阅,成为当年工厂职工生活中的一大亮点。

我为此和屠岸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奉调来京工作之后,我曾专意拜访了他,他向我提出了许多肯切的建议,我都努力记取了,并因此受益良多。此后,我们经常在各种集会上晤面,在愉快的交谈中他总是怀念在富拉尔基的那段难忘的时光,动情地念叨那些他结识的工人朋友。他是个十分念旧的大作家。

今天,他驾鹤西去,我充满悲痛心情,怀念我们非常的交往,怀念那段难忘的时光,我衷心地祝愿他在天堂中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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