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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新京我们在校勘《毛诗正义》的时候,

那么,孔氏所谓“删定”具体包括哪些工作呢?对此,《正义序》交待过于简略,而通过对《正义》文本的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其内部存在较为明显的文本失序现象,通过对这些失序个案的统筹分析,我们大抵可以推知孔氏“删定”的具体所指。这些失序的个案大概可归为以下四类:

[10] [清]汪由敦:《松泉集》,清乾隆汪承霈刊本,卷22,第12页上。

  自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

(14)可参见拙文《毛诗正义所引定本考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0年第12辑。

[2][13][22][28][34][39] 不题撰人:《十三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页下、997页下、160页下、162上、172页上、173页上。

 

第三,《毛诗正义》中的文本失序现象更多地表现为疏文内部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三类:

[9][18]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1、552页。

  《礼记正义》选用东汉郑玄的《礼记注》。《礼记注》内容详实,素为儒士所重,许多人为其疏义。至唐初,尚存有皇侃、熊安生二家。唐修《礼记正义》,以皇侃的义疏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补其不足之处。

就《毛诗正义》而言,此书以刘炫《毛诗述议》与刘焯《毛诗义疏》为底本,但孔颖达对此二疏均有批评,显然是立意要有所革新。那么,在《毛诗正义》内部,至少也就应当存在两个文本层次,一个是二刘旧疏,一个是唐人正义。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两个层面稍加区分,则一方面可以了解二刘《诗经》学的基本面貌,另一方面又可以知道唐人是如何在其基础之上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体现出唐人怎样新的经学风尚与诗学旨趣。然而,在二刘旧疏已经亡佚的现实条件下,要想完全厘清这两个层次,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笔者在研读《毛诗正义》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不少《正义》文本内部前后矛盾、割裂、重复的个案,甚至发现《正义》中的部分用词与其文本形态之间无法对应。基于我们对于异质性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基本看法②,我们对于《毛诗正义》作为“异质性”文本的属性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再结合近年来笔者对京都大学所藏刘炫《孝经述议》残卷的研究,我们认为,已经可以对《毛诗正义》的文本层次,以及唐人的具体“删定”过程等问题进行初步的讨论。此前,笔者先后撰有《毛诗正义所引“定本”考索》《阮元毛诗正义·校勘记所称“正义本”考》两文,对这一问题均有所涉及,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更大范围地勾稽《毛诗正义》中的文本失序现象,从而对唐人正义与二刘旧疏之关系进行系统考察。

[3][24][29][35][40][41]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74、92、193、203、203页。

  西晋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撰《春秋经传集解》30卷,将《春秋》经文按纪年配合于《左传》前面,并为之作注,是现存最古的《左传》注本。至唐修《五经正义》,以《集解》之注再加疏解,成《春秋左传正义》。

第一,标起止与疏文所据版本不同。由于《正义》原本与经传别行,因此,为了说明疏解与经传的对应关系,一般以“某某至某某”的形式标注出文,此谓之“标起止”。从疏文的一般体例可知,标起止既为作疏者所录,则自应与疏文在所据版本上保持一致,两者共同构成“疏文所据本”的版本形态,阮元《校勘记》称之为“《正义》本”⑥。但从今本《正义》看来,标起止与疏文之间却存在所据版本违戾的情况。如《小雅·伐木》篇首:

[17]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4页。

"融贯群言,包罗古义"

正义曰:按《大司徒职》制诸侯之封疆,公五百里。齐虽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师,当与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东至于海”以下,僖四年《左传》管仲之言也。(《十三经注疏》,第348页)然而,读者如果按照沈、阮校记所称的这种校订方法阅读疏文,便可发现,虽然“成王、周公封”那段疏文确实可与此节《齐谱》对应,但它显然很难与“按《大司徒职》”以下的这段疏文构成承接关系。“按《大司徒职》”这段疏文已经完整地对谱文进行了说解,不仅交代了“周公之法”的依据在《大司徒职》,而且回答了齐国为何以侯爵而得“公五百里”之封地,对谱文所述齐之四封的来源也进行了交代,按照《正义》的一般体例,这一说解已经可以说非常完善了。以“成王、周公封”一段附赘其后,不仅觉得冗余,而且破坏了原有疏文的逻辑层次。更重要的,如果比对这两段疏文,会发现两者存在重复之处,“成王、周公封”段中有“齐虽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之语,而在“按《大司徒职》”段中,则有“齐虽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师,当与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之语,这两段话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显然表达的是同一意思、同一逻辑,如果按照沈廷芳、阮元之见,“成王、周公封”一段疏文只是错简,则不应当出现这样前后重复的现象。

[5][6][21][27][32][38] [唐]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9、2、125、126、135、136页。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经的著作。

左方无君世者,此因诗系二公,故终言之。(《周南召南谱》,《十三经注疏》,第265页)

[7] 常森:《“纯绿”还是“纯缘”:一个〈诗经〉学的误读》,《文献》2010年第1期,第106页。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著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第二,据其所据本《毛诗诂训传》改刘炫《毛诗述议》之标起止。关于唐人“删定”《正义》时所据本的版本源流,今已难以考知,所可确定者,它既非颜师古定本,亦与后来颁定的唐石经本《毛诗》经文存在一定差异,从《正义》校记的自身描述来看,其所据本用字常与“俗本”相合,或许就是选自当时的通行本。《正义》单疏别行,读者需借助标起止确定疏义所指,故理论上,《正义》应将刘炫《述议》中的标起止尽数改从唐人通行本。上文所举《伐木》例中“《伐木》六章章六句”的标起止,就是据唐人所用本而改易,但这一工作并不彻底,故此也留下《燕燕》例中标起止与疏文不对应的疏漏。

[43] [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影《四库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67页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五经正义》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亦各异。目前流行的说法是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4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共193卷。据《十三经注疏表》(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刊):《毛诗正义》7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共223卷。现在由中华书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其卷数与此表同,此书附有清阮元撰的校勘,易于读者理解掌握,为目前最佳版本。

诸序皆一篇之义,但诗理深广,此为篇端,故以诗之大纲并举于此。今分为十五节,当节自解次第,于此不复烦文。③

[15] [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卷13,第52页。

  南北朝时,北朝兼崇毛、郑;南朝崇毛,但郑、毛之异同也是争论的热点。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时,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的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诗注疏》,即《毛诗正义》。

此外,我们知道,《正义》出文除《诗谱》部分以外,一般以“××”至“××”为辞,且“××”仅取一至三字用为标识而已,不以句读为限。然而今《正义》第18节出文作“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第19节出文作“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至“系之召公”,皆与全书体例不合,后者引文之长,《五经正义》中盖无出其右者,颇令人感到怪异。

[14] 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

其次,今本《正义》以“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为第13节,以“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为第14节,然13节之《正义》起首云:“上既言变诗之作,此又说作变之由。”已经指出此节序文的主题是“说作变之由”,而第14节之《正义》起首又云:“此又言王道既衰,所以能作变诗之意。”“作变之由”与“所以能作变诗之意”意思完全重合,而细绎两节序文,“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显然是承上节而言“国史”,从文气上看“达于事变”句实与上文同属一句,如今割为两节,而疏文之总论亦复重合,这不能不说是分节上的不伦。

[1][8][23][25][30][33][36] [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5页上、1834页中、283页下、287页下、308页下、312页上、310页中。

  《五经正义》为《尚书》选取伪孔安国传为正统注本,遭到后代学者非议。汉初,社会上通行伏生传《尚书》29篇,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尚书》,由孔安国整理献出,为《古文尚书》。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亡佚。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奉上孔安国的《尚书传》及《古文尚书》58篇,其中有33篇与《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在当时无人怀疑其真实性,至唐代修《五经正义》时也自然选其为正统。至清代,已考定《尚书传》与多余的25篇《尚书》均为伪造。《尚书正义》中经的部分即包括与《今文尚书》相符的33篇和伪造的25篇,传文即是伪造的孔安国的《尚书传》。故经学家多认为据伪传疏解的《尚书正义》不足取。

孔氏既为作传,故序其作意,此序之文凡有十段明义:自“《孝经》者”尽“经常也”,解《孝经》之名也。自“有天地”尽“斯道灭息”,言孝之兴赞,在君之善恶也。自“当吾先君”尽“并行于世”,言孔子作《孝经》之由也。自“逮乎六国”尽“绝而不传”,言废之所由也。自“至汉兴”尽“颇以教授”,言河间所得犹非正真也。自“后鲁恭王”尽“出于孔氏”,言其得古文之由也。自“而今文”尽“诬亦甚矣”,言习非已久,远悯正经也。自“吾愍其如此”尽“正义之有在也”,言己为传之意。自“今中秘书”尽“今文《孝经》”,言在朝真虽见重,民间为犹未息也。自“昔吾逮从伏生”以下,言俗有谬说,己须改张之意也。⑤而《毛诗正义》为省却烦文,不预先交待科判,只于各节明其次第,并加以说解,故有“于此不复烦文”之说。那么,《正义》究竟是如何对《诗大序》进行分节的呢?根据《正义》的“标起止”,我们可将其表列如下(《十三经注疏》,第261页):

[16] [唐]孔颖达:《毛氏春秋注疏正本》,明崇祯汲古阁刊本,卷17,第26页。

  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没。

总之,通过上面各条材料可以看出,《毛诗正义》内部显然存在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反映出唐人删定《正义》时所据《毛诗诂训传》的版本形态,以及唐人对于经传异文的基本立场。第二个层次则反映出某种古本《毛诗诂训传》的版本形态以及对经传异文的另一种取舍倾向。整体而言,第一层次中最为醒目的是所有涉及“定本”的校注,它们往往出现在疏义的末尾部分,是文本的表层结构;而第二层次则相对隐晦难辨,处于被掩盖、被包裹的状态下,是文本的底层结构。当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版本或释义的矛盾时,文本从表面上会呈现出整体、连贯的观感,但一旦两者之间出现矛盾,文本的内部断层往往就会暴露出来。上举所有文本失序现象,都与版本或释义出现的异说密切相关,《毛诗正义》的“删定”显然存在未尽之处。

参考文献:

  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

李学勤整理版《毛诗正义》即据此将前引疏文移至“成王用周公之法……北至于无棣”一节下,使之接续这段疏文:

[11] [唐]杜佑著,[日]长泽规矩也、尾崎康校订,韩升译订:《北宋版通典》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④张伯伟《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4][20][26][31][37][42]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253、212、215、228、229-230、230页。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被朝廷立于学官,设博士。《毛诗》出现较晚,是古文经学,至东汉章帝时才得立于学官,其主要著作为《毛诗故训传》30卷,此书为历代古文经学家所推重。东汉兼通今古文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撰有《毛诗传笺》,为《毛传》作注。《郑笺》以宗毛为主,但也并非全部申毛说。其时,他已完成《礼记注》,故为《毛传》作笺时,常用《礼》注《诗》,还用自己的观点注《诗》,阐明《毛传》中不明确之处,或用三家说申毛说,或用三家说难毛说。书成之后,影响颇大,《毛诗》地位日益稳固,"三家诗"逐渐走向衰微。由于《郑笺》与《毛传》多有异同,经学界或申郑难毛,或申毛难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三 失据的“左方”:文本形态的变化

[44][45] [清]胡承珙撰,郭全芝校点:《毛诗后笺》,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10、1248页。 [44] [清]马瑞辰撰,陈金生校点:《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4页。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充满迷信色彩,汉代逐渐寝流于谶纬。三国时魏国的著名玄学家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作《周易注》。书中革除汉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以"互体"、"卦变"来牵强附会、"按文责卦"的弊端,注重领会和把握《周易》中所包含的根本义理。他还用《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利用注《周易》而阐发玄学思想,使《周易》面貌为之一新,远远高于汉儒解《易》的水平。故唐代撰《五经正义》时,认为王弼的注"独冠古今",选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王弼的《周易注》中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另有《传》的《文言》、《彖辞》、《象辞》三部分。其余《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部分由晋人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而续注,这一部分韩注被合于王弼注中,收入《周易正义》中。

……《木瓜》云:“齐桓公救而封之。”则文公诗也。故郑于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郑于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准其时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邶墉卫谱》,《十三经注疏》,第296页)

[12] [唐]杜佑著:《通典》第2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页。

  《五经正义》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书的范围。如《毛诗正义》对《毛传》与《郑笺》之异同不加评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断其是非。《礼记正义》以皇侃、熊安生的疏为底本,每遇与郑注相违之处,《正义》便务申郑说,这就难免有牵强附会、曲从注文之嫌。《春秋左传正义》也是如此,刘炫曾著文批评杜预注的一些错误,对刘炫的驳正,《正义》一概加以否定。这样,承袭原书的某些错误,以讹传讹,或自相矛盾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据其后疏文校记,“定本‘偷乐’作‘愉乐’”,知此传文有异文,而据《正义》校记的体例,其前引之“偷乐”二字,当反映唐人《正义》所据本之版本形态。为便于论述,下文先以“□乐”代之。疏文前后有两处提及对“□乐”的解释,一处是对于经文的疏解:

《十三经注疏》是古代文史研究者不可不读之书。阮元主持刊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刻工精整,校勘精审,号称善本,向为学界所称道,故学者多用此本。然是书亦偶有误刻,或为错讹,或为脱漏。北京大学整理标点本据此标点,亦有未审之处,本文一并正之。 阮刻《毛诗正义》卷四《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其下《经典释文》曰:“青如字学子以青为衣领缘衿也或作菁音非纯章允反又之闰反”[1],《四部丛刊》影宋巾箱本亦同[2]。北大繁体标点本据此标点为:“青如字。学子以青为衣领缘衿也,或作菁,音非纯、章允反,又之闰反。”[3]此处“音非纯”,甚为不辞。《四库全书》本《毛诗注疏》“音非”下还有一“也”字。笔者核之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发现此处“音非”下脱一“也”字。[4]再核之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其所据之本,“音非”二字下亦有“也”字。[5]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前言》已经指出,阮刻《十三经注疏》所收的《毛诗音义》“所称宋本,系指叶钞”[6],也就是明末叶林宗据钱谦益绛云楼藏本所钞本。其有误钞,在所难免。故此处阮刻《毛诗正义》脱一“也”字明矣。则此处应标点为:“青,如字;学子以青为衣领缘衿也;或作菁音,非也。纯,章允反,又之闰反。”据《经典释文》的反切,这里的“纯”,今音读作zhǔn,今《汉语大字典》亦收此义项。常森先生谓朱子《诗集传》注文之“纯”音准,是也。但其据元明清诸家《诗》说,并据《仪礼·士冠礼》以补证,[7]是不知《经典释文》早有定论矣。 又,两种《经典释文》“学子”皆作“学生”,尤其是黄焯先生的《汇校》,于此处并未出校,是其所见《经典释文》诸本皆同,但却与《毛诗正义》诸本皆异。此外,《四库全书》本《经典释文》作“学生”。此处《毛传》、《郑笺》均言及“学子”,而未提“学生”,则此处或为宋本《释文》误刻,故可仍按《正义》作“学子”,但宜出以校记,两存其说。 阮刻《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七《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杜预注曰:“既葬反虞则免丧故曰卒哭止也”[8]。北大繁体标点本据此标点为:“既葬,反虞则免丧,故曰‘卒哭’止也。”[9]此处“故曰‘卒哭’止也”,义甚晦涩。笔者点校清人汪由敦《松泉集》时,偶然发现此书刻本卷二十二《祔主》一文引此作“既葬,反虞则免丧,故曰卒哭。卒,止也。”[10]《四库全书》本《松泉集》同。北宋版《通典》卷四十八亦引此文,[11]《松泉集》之引文当据此。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万有文库本作“既葬,及虞则免丧,故曰卒哭。卒,止也。”[12]是“反”误为“及”。再核之《四部丛刊》本《左传》卷七,则为:“既葬,反虞则免丧,故曰卒哭,哭止也。” [13]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14]、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春秋左传正义》[15]、汲古阁本《毛氏春秋注疏正本》[16]、《四库全书》本《春秋左传注疏》均同。尤其是六朝的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传抄较早,讹误较少,是版本上的绝好证明。而宋庆元六年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春秋左传正义》,被傅增湘先生誉为《左传》“注疏合刻最善之本。”[17] 亦可以作为版本上的一个力证。据这些版本上的证明,则杜注“止也”之上显乎脱一“哭”字。且增此一字,义较原文顺畅。孔颖达《正义》疏此,曰:“自初死至于卒哭,昼夜哭无时,谓之‘卒哭’者,卒此无时之哭。自此以后,唯朝夕哭耳。天子诸侯则于此除丧全不复哭也。” [18]是正以此处为“哭止”也。 脱字或可为“卒”,于义亦通,是以“止”释“卒”。然“卒哭”是祭名,实为一词,不必拆词为训,故当仍以脱一“哭”字为是。此处应标点为:“既葬,反虞则免丧,故曰卒哭,哭止也。”标点本《春秋左传集解》作“既葬反虞则免丧,故曰卒哭。哭止也。”[19]似亦可商。 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于“召南鹊巢第二”下有“召,亦地名也,在岐山之阳,扶风雍县南有召亭。案:周、召皆周之旧土。文王受命后,以赐二公为菜地。二南之风,皆文王未受命之诗也。《周南》十一篇,是先王之所以教圣人之深迹,故系之公旦。《召南》十四篇,是先王之教化,文王所行之浅迹,故系之君奭。”等九十六字。[20]黄焯先生据徐乾学通志堂本为底本所撰之《经典释文汇校》亦有此九十六字,并于“文王受命后,以赐二公为菜地。” 有校语:“宋本同,卢本‘后以’二字互倒。”[21]是卢文弨抱经堂本亦有此九十六字,惟有乙文而已。《四部丛刊》影宋巾箱本《毛诗》亦有此九十六字[22],《四库全书》本《毛诗注疏》此处无此九十六字。阮刻《毛诗正义》于“召南鹊巢故训传第二”下无此九十六字[23],是漏刻也。北大整理本《毛诗正义》失校,亦无此九十六字[24],当据以补入,并依照体例在其前加上“陆曰”二字。 阮元刻《毛诗正义》于《召南·甘棠》一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之“翦”字所附音义为“翦,子践反;《韩诗》作‘笺’,初简反。”[25]初简反的所切出来的读音和“笺”字声纽不同,很明显,阮元刻本这里有误。核以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这里的作“勿翦,子践反,去也;《韩诗》竹‘刬’,初简反。”[26]而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作“勿翦,子践反,去也;《韩诗》作‘刬’,初简反。”[27]宋刻宋元递修本这里的“竹”显为误字。据《经典释文》,这里当作“刬”,而“刬”字正读作初简反。所以,我们可以断定,阮元刻本中的“笺”字为误刻,当改作为“刬”字。《四部丛刊》影宋巾箱本《毛诗》此处正作“翦,子践反;《韩诗》作‘刬’,初简反。”[28]《四库全书》本《毛诗注疏》亦与此同。北大整理校点本仍按阮元刻本点校,一仍其误[29]。愚以为,这里北大整理点校本可以直接将“笺”字改作“刬”字,再出校记点明阮刻之误。 阮元刻《毛诗正义》于《邶风·简兮》“赫如渥赭,公言锡爵。”句下未录《释文》。[30]此处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中有“赫如,虚格反。渥,於角反;厚也。赭,音者;丹也。有畀,必寐反;与也。煇,字亦作‘韗’;暄愿反,刘昌宗音运;甲吏之贱者。胞,步交反;肉吏之贱者。翟,乐吏之贱者。阍,音昏;守门之贱者。一散,素但反;酒爵也,容五升也。厚傅,音付。”八十字。[31]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与此略异,有七十九字:“必寐反”作“如寐反”,“素但反”作“素旦反”,“容五升”后无“也”字。黄先生又有校语曰:“‘如’为‘必’之讹,宋本作‘必’。”“宋本‘升’下有‘也’字。阮云:‘小字本所附有,当是《释文》旧如此。’”[32]从黄先生的校语来看,阮元所见《经典释文》中应该有此一段,而且《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当中应该有对此段文字的校勘记,但为董事者或手民所漏刻。《校勘记》于“渥厚渍也”下有阮元校语: 台本同。案:此《正义》本也云“《定本》‘渥,厚也’,无‘渍’字。”考《释文》‘渥’下云‘厚也’,亦无‘渍’字,故下不为‘渍’字作音。《释文》本与《定本》同也。[33] 这也是阮元本《毛诗正义》于此处有漏刻之证。 《四部丛刊》影宋巾箱本《毛诗》此处有“赫,虚格反。渥,於角反。赭,音者;丹也。畀,必寐反;与也。煇,字亦作‘韗’;暄愿反,刘昌宗音运;甲吏之贱者。胞,步交反;肉吏之贱者。翟,乐吏之贱者。阍,音昏;守门之贱者。散,素但反;酒爵也。厚傅,音付。”七十一字。[34]惟误未以“翟”字作阴文。这里较宋刻宋元递修本少九字:“赫如”之“如”、“厚也”、“一散”之“一”、“厚傅”之“厚”,以及“容五升也”。《四库全书》本《毛诗注疏》与此略同,惟“必寐反”作“如寐反”,“素但反”作“素旦反”。核之《毛诗正义》所附《毛诗音义》之体例,凡释义与《毛传》、《郑笺》同者皆不录,故阮元本《毛诗正义》知应于《四部丛刊》影宋巾箱本之七十一字外,再补上所脱“容五升也”四字,为:“赫,虚格反。渥,於角反。赭,音者;丹也。畀,必寐反;与也。煇,字亦作‘韗’;暄愿反,刘昌宗音运;甲吏之贱者。胞,步交反;肉吏之贱者。翟,乐吏之贱者。阍,音昏;守门之贱者。散,素但反;酒爵也,容五升也。傅,音付。”七十五字。北大整理本虽于“渥厚渍也”处按语中参引阮元《校勘记》的成果,但是未审阮元本《毛诗正义》之有脱文,一仍其误,[35]亦当据以补入此七十五字。 阮元刻《毛诗正义》于《邶风·北风》第一章“其虚其邪,既亟只且。”句下未录《释文》。[36] 此处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中有:“其邪,音馀,又音徐;《尔雅》作‘徐’,下同。既亟,纪力反,急也;下同。只,音纸。且,子馀反,下同。‘虚,虚也’,一本作‘虚,徐也’。之行,下孟反。”四十五字。[37]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与此略异,惟少“子馀反”下“下同”二字。并有校语:“宋本、叶钞、朱钞反语下有‘下同’二字。阮谓:‘小字本、相台本所附亦有,卢本未补。’”[38]《四库全书》本《毛诗注疏》同黄焯《经典释文汇校》。由此可知,此处阮刻本亦属漏刻,其误同上则。依照阮刻本所附《毛诗音义》体例,当补入“邪,音馀,又音徐;《尔雅》作‘徐’,下同。亟,纪力反,下同。只,音纸。且,子馀反,下同。‘虚,虚也’,一本作‘虚,徐也’。行,下孟反。”四十字。《四部丛刊》影宋巾箱本《毛诗》此处正有此四十字,惟未以“虚,虚也”作阴文。[39]北大整理本亦延阮元本之误,未补入此处脱文。[40] 由上六则辨明阮元本之误刻与北大整理标点本之失误,笔者无丝毫贬低其价值之意,惟愿藉此以觇古书校勘之难。校勘者不仅应以某书的诸多版本为参校本,还应尽可能多地利用与之相关的材料来参校。此当为校勘之公认法则。请以第一则为例。孔颖达《毛诗正义》,实际包括《毛传》、《郑笺》、陆德明《释文》和孔颖达的《正义》。我们在校勘《毛诗正义》的时候,不仅应在辨明版本源流的基础上,以《毛诗正义》的不同版本系统进行对校,还应参校以《毛传》、《郑笺》和《释文》的不同版本系统的单行本,以及敦煌和其他出土文献中的相关内容;甚至还应参校以后人书中之引文。至于《毛诗正义》中的引文,则应再核对以原书之不同版本。当然,后人书中所引《毛诗正义》之文者,应对有所考辨,方可决定是否作为参校对象。比如,今北大整理本《毛诗正义》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为参校本,校证《毛传》、《郑笺》和《孔疏》文字异同则大可不必。廖廷相在广雅书局本《毛诗传笺通释》跋中已经明确指出:“马氏著此书,草草刻成,未及详校,其中引用不免讹舛。”比如,《邶风·北风》:“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毛传:“霏,甚貌。”北大整理本出校勘记曰:“‘甚’,《毛诗传笺通释》作‘盛’”[41]则大可不必。今核以他书,如陆德明《经典释文》[42]、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43]、清胡承珙《毛诗后笺》引《毛传》[44],此处均作“甚”,无有作“盛”者。此显系马氏之误,故整理时不必出校勘记。王氏《诗三家义集疏》更为后出,虽然其征引《毛传》、《郑笺》等内容非出自阮元本《毛诗正义》,但其间如同马瑞辰征引文献不加核对之毛病亦不能尽免,北大整理本《毛诗正义》有一些“某字,《诗三家义集疏》作某”的校勘记,其实本是王先谦著述时所产生的讹误,根本不必作为异文处理,而撰写校勘记。北大整理本之《毛诗正义》以马、王二书校异文,是不合适的。 但是,历代《诗经》注疏,特别是清人的著作中的一些校勘成果,其中不乏创见,我们在整理《毛诗正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忽视。清人解《诗》注重校勘者,尤以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诗毛氏传疏》为要。比如《毛诗后笺》于《大雅·绵》“其绳则直”条,认为《毛传》“言不失绳直也”当为“言不失绳直之宜也”[45];《毛诗传笺通释》于《邶风·凯风》“睍睆黄鸟”条,以为《毛诗》古本当作“睆睆黄鸟”[46] ,《诗毛传疏》校《卫风·考槃·序》下脱一“也”字,皆为创见,整理时宜撰写校勘记,吸收这些成果。 总而言之,校勘古书,实非易事。此虽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然吾辈众人亦当勉力为之,才可以尽最大可能地做到完善,以还古书原貌。

第三,基于校勘成果补充新的疏义。唐人校勘提供了大量异文,这些异文为经文、传笺的疏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唐人常据定本、集注本或俗本之异文对经、传、笺做出新的疏解。从全书体例来看,这些新的疏解应当用以替代原先的旧疏,但上文所举《旱麓》《旄丘》《江汉》数例都显示出这种“除旧布新”的工作同样不彻底,不少旧疏与新疏被同时保留在最终的文本中,导致了《正义》内部的矛盾。

[19] [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5页。

首先是疏文校记与疏解自相矛盾,这在《正义》涉及“定本”校勘的疏文中经常出现。如《大雅·板》“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句下郑笺“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则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丧祸,又素以赋敛,空虚无财货以共其事。穷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赒赡众民,言无恩也”,《正义》云:

⑦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毛诗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册,第565页下栏A。

当是《正义》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经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误始于唐石经也。合并经注、正义时,又误改标起止耳。⑦阮氏认为《正义》标起止原作“三章章十二句”,自唐石经而下乃有误作“六章章六句”的经注本问世,《正义》原为单疏本,故其标起止自可异于经注本,然南宋以来注疏合刻,刻书者欲使标起止牵合经注本,遂将标起止改为“六章章六句”。这一说法虽无版本依据,但亦可自圆其说,然而随着日藏南宋刻单疏本《毛诗正义》的公布,我们发现,其标起止亦作“《伐木》六章章六句”⑧,足证此实为《正义》原貌,阮校合刻误改之说不能成立。事实上,《伐木》自唐石经以下诸本皆分为六章,则分六章者,恐为唐人习见之本,唐人删定《正义》所据之工作本《毛诗诂训传》亦莫能外,故其标起止作“《伐木》六章章六句”,当为唐人手笔;至于疏文所言“二章”“卒章”之分章法,实分《伐木》为三章,章十二句,这种分章法自应有其版本依据,惜其早已湮没,故文献不足征了。《正义》标起止分章据唐人工作本而疏文反据别本,这体现出标起止与疏文并非出于一手。结合前引孔颖达序文,我们可以推知,《正义》疏文宜出于二刘旧疏,其所言分章反映的是二刘所据古本的形态,唐人删定《正义》时依其所据本改易标起止,对疏文则一仍其旧,故致两者扞格。

据《正义》校勘记可知,此句经文下“笺云”二字存在异文,根据《正义》标起止的体例,其以“思归”至“王事”皆归于“传”下,是其所据本必无“笺云”二字者,与《集注》本、定本同。然而就其《正义》的疏文看来,所谓“笺以传言未备,故赞之云:无私恩,非孝子。无公义,非忠臣”等,明是其所据本实有“笺云”二字。标起止与疏文再次呈现出不同的版本形态。

(11)此句又为《破斧》正义所引:“彼注云:玄疑薄姑,齐地名,非奄君名。”

(13)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卷三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0册,第1页。

类似的情况又出现在《齐谱》的正义中,但情况更为复杂。《齐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复夏禹之旧制”下有长篇疏文,解释所谓“五服”“九畿”之所指,以及禹制与周制之关系,疏文至“《周礼》拟之”为止,皆围绕上述论题展开,语意完足。然而,自“成王、周公封”而下,疏文又有较长篇幅,然所论问题显然与上引谱文完全无关:

上述几点疑问若各自就其自身而言,都可以用《正义》疏文的偶然失误、或其书出众手、容有互异进行解释,但多个疑点同时出现在一段文本之中,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怀疑,《正义》疏文中自称的“十五节”与其疏文实际被分割为的“二十一节”,反映出二刘旧疏与唐人“删定”本之间的文本断层。如果“十五节”为旧疏之分节,而“二十一节”为唐人之新定,则唐人在删定的过程中的确可能会出现新增各节之疏文与原有各节体例不一致、原有各节之“次第”说解与新定分节之范围不合等各种文本失序现象。“十五节”与“二十一节”的明确歧异,反应出二刘旧疏虽经唐人“删定”,但其固有的文本形态仍深刻地存在于今本《正义》中,如果能对《正义》中文本失序现象进行系统整理,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两个文本层次之间的差异与关联。

复次,是同一疏文内部前后矛盾。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如《江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句下“笺云:于,往也。于,於也。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于南海而功大成,事终也”,《正义》云:

这两段疏文前后相接,但其所据之传文则一作“愉乐”,一作“偷乐”,后者与校记所反映出的唐人《正义》所据本相合,而前者则显然另有所据。校记部分举定本以见异文,当然是唐人“删定”《正义》时据颜师古定本校订后所加,而其所紧承的这段据“偷乐”立说的疏解,恐怕也是唐人手笔,反映了《正义》在版本上不从定本的立场。至于前面据“愉乐”立说的经文疏解部分,则游离于《正义》的版本形态和立场之外,应出自二刘旧疏。唐人删定《正义》时,没有注意到旧疏中隐藏的版本信息,故致前后所据传文出现分歧。

疏文明作“教令一往行于天下,其过误不可得而改”,但校记却认为当从定本无“天”字与“不”字。这样的例子在《正义》中还有不少,这里不再枚举。

我们知道,《毛诗正义》的出文实际上存在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标起止”,另一种则是径录全文,后者仅见于《诗谱》部分,而这种二分式的处理方法同样见于刘炫《孝经述议》。今存《孝经述议》卷一为《孔安国序》述议,出文方式即为径录序文,分节作疏,而卷四的出文形式则为标起止⑨。据笔者所知,六朝义疏见存于世者凡六种,就出文体例而言,唯刘炫《孝经述议》卷四为标起止,不仅体例严整,且注意区分经传,经文标作“某某至某某”,孔传则标作“传某某至某某”,而《毛诗正义》诗序、经文、传笺部分的出文体例恰与《孝经述议》卷四完全相同,其经文作“某某至某某”,毛传作“传某某至某某”,郑笺作“笺某某至某某”,考虑到孔颖达删定《正义》正是以二刘旧疏为基础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毛诗正义》中的标起止,至少有相当部分正是录自刘炫《毛诗述议》,而《燕燕》篇中出现标起止与疏文所涉范围不对的成因,大概正是唐人扩充了疏文的涉及范围,而未能回改标起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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