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搜索:

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我认为作者援引西方社会

去年,笔者从供职的学校那里获得了一年的研究休假,秋冬之际有三个月停留在浙江大学,今年三月份又有大约三周的时间,在武汉大学访问。此外,包括今年的前半年在内,有一年半的时间分别参加了上海、杭州、南京、台南等地举办的研讨会,得到了与有关学者交流的机会。不知是自己马齿徒增,抑或是现实的巨大变化,在此前一直未曾感受到的一种新的变化的胎动,在此期间非常明显的感受到了---这就是中国年轻研究者们令人瞩目的兴起。 笔者常年以诗歌为中心研究宋代文学,因此这一年半所参加的学术交流也多与研究领域相关,然而即使如此,六回中倒有四回是涵盖了各时代与多文体的综合学会。故此处所介绍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反映。 对中国青年学者的兴起感受最强烈的,是去年末在上海召开的文本形态与文学阐释工作坊与今年九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国际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专题的两次会议。所以笔者即以这两次会议为主,报告一下个人的感受。 一 去年年末的研讨会,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引驰氏的关照下举办的中美日三国的国际会议。日本方面,有大木康,浅见洋二,谷口洋,以及笔者四人参加。与会的人员中固然多是五十岁以上的学术中坚,然而其中也有几名锐气的年轻研究者大放异彩。 比如,参加者中最年轻的程苏东氏,以《失控的文本与失语的文学批评以<史记>及其研究史为例》为题所作的发表,针对《史记》的文本生成而作了具体分析。 程氏首先阐述了在写本的时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作者、述者、钞者、写手四种角色。所谓作者,指的是对已知的知识资源加以说明与评论,并载以意识形态,最终以文字的形态来叙述的知识人。所谓述者,指的是对已知文本进行口头叙述者。如《论语》述而篇中有述而不作,指的是与原创性的作相对的,主要以口头相传承。述者在仪式、社交、教学的过程中,一边展现演技,一边进行口述。其余的钞者与写手,均为文本记录者,其中前者是对文本创造性的改造,后者则是忠实的抄写文本[①]。在《史记》中,司马迁的身份在汉代以后的本纪、世家、列传中是作者,而在先秦的部分中则是钞者。作为钞者的司马迁,在当时是如何处理多种内容驳杂的文本的,这正是程氏所思考的问题。着眼这些在统合多种文本过程中所产生的纰漏,可以更积极的发现探索《史记》的文学价值。 这里介绍几则程氏列举的例子。首先在《五帝本纪》中帝舜的开头部分,记述舜的独特的家庭环境一条时,关于帝舜被顽冥的父亲和刻毒的继母,傲慢的的异母兄弟三人陷害的内容,在文中重复出现了两次,程氏将此视为失控的一条例子。在关于舜的家庭状况的记录中,有以《尚书》尧典篇为代表的强调舜的道德性的一派,与《孔子家语》六本篇以及《说苑》建本篇所代表的强调舜机智一派的两种。司马迁试图融合这两种,结果却并不彻底,最终这两种相似的内容都被保存在了正文中。又如《鲁周公世家》中庄公三十二年一条,公子斑鞭打担任饲养马匹的荦一事的记述与《左传》有很大的细节上的不同,程氏认为这是因为司马迁误读了其中女公子一语。即《左传》中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一句,司马迁没有正确句读成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而是读成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这种误读造成了一切问题的根源。 此外,《殷本纪》中汤王建国一段,虽引用的是《尚书》汤誓篇,但是与原文对照,可见约有二十字的语句前后颠倒,这导致了前后文连接不自然。程氏指出,按照汉代竹简的规格,一片约有二十字左右,所以司马迁所参照的《尚书》的竹简有错简的可能,从而推论出司马迁不加怀疑而引用,进而导致前后的不通。除此以外,《孔子世家》中孔子出生的记述,《五帝本纪》中舜流四凶的传说,《宋微子世家》中华父督杀孔父嘉与楚成王夺郑二姬归国传说等等,具体的阐明了数个失控的例子。 当然,除了这些失控的例子,《史记》中也不乏巧妙地处理多个异质文本来源从而成功融合的例子,程氏也列举了这些成功的例子,并将司马迁的处理方法归纳分析成四类。最后,文章回顾了由于《史记》不仅在史学,并且在文学上也是被视为古文的规范而受尊崇的,所以失控的例子大多数被无视或不被视作是问题。然而程氏在文章中主张,只有分析这些包括失控的例子,并研究司马迁如何处理先秦以来传承的多种资料从而形成史传,才可以正确地衡量《史记》的文学价值。 浙江大学的林晓光氏,以《中世文学文献异文的类型及发生机制试探创作、诵读、抄写、编录的多重作用》为题作了发表。林氏有在神户大学留学的经历,是日本通,今年,刚刚翻译刊行了内藤湖南的《东洋文化史》。林氏的专攻是六朝文学,以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专著《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已经出版。 六朝时代是写本独占的时代,一个文本中有多种异文的存在是正常的。但是林氏认为,即使有因为校勘而出现的异文,也往往只针对作品个别的指出分析,对异文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根本性的问题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次林氏的发表即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解决。本来六朝文献的特性,是缺乏像先秦简帛、敦煌文献一样的原始资料性的,林氏尽可能的广泛搜集史书、类书、总集等相关资料予以弥补,并加以分析。 首先,林氏将一字左右的异同,分为意讹音讹形讹三种,对其产生过程也做了具体的说明。其中形讹的发生频率最高,林氏注意到这一点,又将形讹归纳出以下五种类型:字形相似而造成的误写因行草体近似而误认因前后有同一字重复出现而造成的衍文因某一字相似的字而误增因误认文字,又引起了接下来误认,于是产生累进的讹误的情况。这五类,从开始渐次变得复杂而隐微,辨别的困难也随之增加。林氏一一举例说明后,又举出三组异文的例子,像推理小说一样一字一字的认真的加以分析,复原正文,同时推论异文的发生结构。 接下来,林氏从显著的异文中,搜集可以视为推敲痕迹的例子来讨论。如《文选》卷三十八任昉《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中,李善在题下注中指出,与任昉别集所收录的文本相比,详略不同,疑是稿本,辞多冗长。然而,比别集收录的定本要冗长的《文选》的文本,却要比《艺文类聚》所收文本短三十字左右,相互之间有诸多异文。如果如李善所言,则任昉的此表在唐代存在着内容上有差异的三种文本。林氏将现存的两种文本相互比较,相对于《文选》的贯穿始终的稳定地叙述,《艺文类聚》则更多的加入了褚家的具体的个人情报。虽然还很难确定哪种是修订版,却可以将此两种作为展示修订过程的资料。并且认为,在执笔撰文的当时还只不过是中坚官员的任昉,在修订过程中,肯定是将作为开国功臣子孙地褚蓁本人的意向视为第一位而进行增删的。 除此以外,林氏也对唐宋类书中经过选摘压缩的六朝的异文存在的危险性,提出了警示。林氏将沈约的《郊居赋》、王粲的《闲邪赋》、颜延之的《庭诰》的原文与《艺文类聚》的压缩版进行对比,认为尽管删略了许多语句,却很巧妙的删掉了编辑过的痕迹,进而误导了读者。最后林氏讨论了六朝的代表文体骈文,对骈文所特有的异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另外,在林氏最近的论文中[②],讨论了从明代梅鼎祚的《东汉文纪》、《西晋文纪》一直到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明清时代的总集中,被辑佚的六朝的文本是如何被拼接异文以及被篡改的。此篇文章与去年末的发表从内容上是相补的,如果合并阅读,则从唐代到清代之间六朝异文编录的通史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 程苏东与林晓光两氏的发表内容,因为超出了笔者惯常的研究领域,所以笔者很难作出多么正确的评价,但是不管是怎样的门外汉,对于这两位的不放过一句的,极为精致的文本处理,并加以精确地分析,都是可以充分理会的。并且两者的考察的对象所选择的文献范围以及种类都十分的丰富和多样,甚至感觉是竭泽而渔的。程氏今年三十,林氏三十五,可以说均是富于春秋的少壮学者,却有了兼具深度与广度,如此综合的野心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列坐的众前辈学者面前,大胆而有力的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是后生可畏。 笔者在这里还想介绍一位富有锐气的学者,是今年春天在武汉大学认识的钟书林氏。虽然是一位沉默木讷的青年,翻开他所赠的大著《隐士的深度陶渊明新探》也着实吃了一惊。关于陶渊明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论点都不标新立异而是正面的,一个一个加以周到的考察。读了本著,便有一种印象,现代中国的陶渊明研究又更前进了一步。钟氏对于日本的主要观点也都仔细的过目,无论是赞同还是批评,都在认真的吟味咀嚼之后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笔者对此深有好感。此外,钟氏今年三十八岁。 二 接下来,是对今年九月在杭州举办的研讨会的报告。社会转型与文学变迁国际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专题研讨会别名第三届中国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同人研修会。参加者共计三十名,海外参加者台湾三名、美国两名、日本四名。日本的四名分别是浅见洋二,副岛一郎,甲斐雄一以及笔者。 该研讨会前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回[③],去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二回,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由核心成员轮流负责在自己所供职的学校里举办。这回的实际主办者是刘成国氏,虽然不久前刚从浙江工业大学调动到华东师范大学,却将两日的会议筹办得很圆满。刘氏今年三十九岁,十年前出版了以王安石新学为焦点的《荆公新学研究》的专著,五年前又有论著《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问世。眼下作为王安石研究的第一人,正在锐意完善年谱长编的工作,预定将在近期脱稿。本次,又以《王安石生平行实疑难考》为题,从有诸说的王安石生平记录的相关的问题中,选择了以生年为首的三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考证结果。 正如中青年学者所标示的一样,本次研讨会的参加者是以三十、四十岁为核心的年轻研究者,而笔者则是去年秋天在浙江大学盘桓停留之际,与刘成国氏相识,故被允许特别参加。又沈松勤与诸葛忆兵两位是作为指导意见的前辈学者的身份加入的,又张剑和朱刚两位则是作为前辈身份助阵,他们一边关心议论的进展,一边发言以使讨论更为紧凑。 参加此次研讨会最惊讶的,是对各自发表的严厉的批评。事前由担任评议的人对发表者进行了辛辣的批评,据说这是第一回以来的惯例。为了将有限的议论时间最大限度的活用,应极力减少赞词,更多的展开有建设性的评论,这已经成为参加者的共识。其间虽然有对欧美文艺理论用语生搬硬套的发表者毫不留情的批评,但或许是小规模重复出现吧,在核心的老成员中,已经培养出了信赖和连带感,绝不陷入冷漠简慢,而始终保持适度的紧张感,在两天的时间里保持了活跃的意见交换。 总计三十个发表在两天的时间内密集的完成,虽然有不能完全消化理解的遗憾,但还是将我个人感兴趣的几个发表介绍一下。 首先是叶晔氏的《落第再试制度的沿革与宋元明文学的流动机制》。从制度方面切入,论述科举制度的改变对文学的影响。由于明代的举人阶层已经形成,地方的省城的文化圈的成熟,支持了近世文学的变革。正如发表内容已经透露的一样,叶氏的专攻乃是明代文学。但是,他为了更精确的描绘明代文学的位相,将宋代到明代的文学,不问文体的雅俗和门类作了整体的研究,可以说现在是在这方面成果最多的年轻学者。最近的代表性的论文①宋以后增加的以百咏的形式咏某一方风土的组诗、以及都邑赋、竹枝词等作为地志文学总括讨论的论文《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②论述了竹枝词从唐宋到明清的演变,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的影响受容的论文《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③着眼于明清传奇与戏曲,白话小说中插入的词,将其作为宋代的櫽括词的变奏的立场出发,论述其多样性与意义、机能的《论古典小说、戏曲中的词别是一家》等等。无论哪一篇,都是在确保广阔的视野之上,将诸现象动态的加以捕捉,这一研究态度贯穿始终。因为与笔者眼下的课题与问题意识有许多重合之处,故笔者将寄以很大的期望。 李贵氏本次以《灵璧兴亡:宋代文学对基层县镇的地方书写》为题进行发表,灵璧在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县,临近宋代的汴河,是离开首都开封向南的旅人必经的小城市。又是与太湖石并立,为好事家垂涎的作为搜集对象的奇石的生产地而为人所知。此次发表,论述了灵璧这个不过是沿运河的一站,得以在文化上驰名的契机,正是北宋的张园兰皋亭的存在,以及灵璧石;前者因为以苏轼为首的许多北宋士大夫诗文的彰显而备受瞩目,后者则是因为引起了徽宗的花石纲搜集的白热化。在南宋,实体的记忆已经十分稀薄了,然而作为失去故国的文化的象征却得到持续,灵璧这块土地,被宋代文学所发掘,开发,成为了获得独自的文化个性的典型例子。李氏在四年前以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论著《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从数年前开始,李氏就开始了与本回的发表相关的,关于宋代的土地与文学相关的新课题借用李氏的话来说,就是地方书写的研究。笔者在日本曾两次聆听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一次是在五年前,以《祭祀与观看论北宋后期尊崇陶渊明的热潮》为题所做的发表中,讨论了宋代后期在陶渊明的故乡江西省九江一带将陶渊明神格化的运动。第二次是在今年的一月,以《地方书写中的空间、地方与互文性黄庭坚<书摩崖碑后>为中心》为题所做的发表,论述了离湖南省永州较近的名胜地浯溪断崖上,元结撰、颜真卿书的《中兴碑》,由于得到了黄庭坚的彰显而一跃成为文人墨客所瞩目的场所。如前所述,叶晔氏从与以往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土地与文学的关系,而李氏的研究则主要限定于宋代文学,以特定的个人和土地作为点,更加具体的有独特性的论述土地与文学的相互关系。 卞东波氏的发表,大概是意识到会场在杭州的缘故,以《恋恋西湖南宋遗民蔡正孙在宋元之际的诗学活动》这样一个洋溢着临场感的题目。蔡正孙是卞氏曾经校注的七绝的教材《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编者。《联珠诗格》中有关宋末吟咏西湖的作品选出,试图再现当时的西湖。卞氏,是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被寄予希望的年轻人,走遍日本、韩国、美国,调查在中国已经散佚的域外汉籍,特别是宋元诗学相关的希见书,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今年三十八岁,然而除了上面所举的《联珠诗格》的校注本之外,又出版了《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与《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两本专著。又,日本、美国、台湾等海外的研究经历非常丰富,对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现状也十分通晓。 最后,介绍一下侯体健氏的发表以及他的研究内容,这次,侯氏以《四六类书的知识世界与晚宋骈文程式化》为题作了发表。宋代虽被视为古文的隆盛的时代,然而侯氏认为,其本质上也是六朝以来第二次骈文辉煌的时代,在此认识基础之上,着眼于南宋后期编纂的四六文的实用类书,详细的论述了其特征。根据侯氏,南宋后期的四六类书不但鲜明的反映当时士人的知识构造与交际网络,而且也如实的反映了四六文在士人之间作为社会礼仪的重要性。侯氏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刘克庄,以学位论文为基础三年前出版了著作《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宋代文学的研究大概在十年前将重点从北宋转移到南宋,其中刘克庄更是最热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笔者的架藏,二〇〇四年以后的五年间,共计五册的专著已陆续出版。这其中,近年来引用率最高的是侯氏的研究。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士大夫阶层,虽然与笔者的视点有区别,然而其研究的精度,视野的宽度,在南宋后期的文学研究领域,已经站在前列引领其他了。本次的发表,是以之前刘克庄的研究为基础,以积累的知见为根基,全面把握了变革期的宋朝末年的全像。这是使人预感到将会在元代继续展开的课题。另外,侯氏今年三十四岁。 三 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所介绍的虽只有八名,然而仅是九月的研讨会值得介绍的年轻人就在十名以上[④],笔者在这一年半能够接触的年轻人,本来也十分有限,而拥有与他们可以并肩的成果的年轻人,一定还有很多。但是在这有限的交流机会中,能够感受到这些新一代的显著的特质和共同点,笔者想以此作为本文的总结记录在最后。 以上所介绍的八名年轻学者,最年轻的程苏东氏三十岁,最年长的李贵氏四十三岁。均是一九七〇年代前半到八十年代中段十余年间出生的学者,他们可以说完全是电脑、网络时代的一代人。 直面他们的研究,深刻的感受到伴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而来的信息革命在这二十年间带来的变化之大。首先是研究的资料环境的急剧的变化,这期间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被制作出来,于是可以从超过十万卷的庞大的数量的古籍中,瞬间检索出所需要的情报。此外,曾经要托人介绍,重复复杂的申请才可以阅览的贵重书籍,现在在各自的所藏机构的网站上以数字化的形式公开的例子急增。即使是纸媒体,因为影印丛书的大量刊行,甚至可以说曾经的稀见书现在也成为了最基础的资料,在研究的定位上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搜寻先行研究的时候,在网上有以中国期刊网为首的数个全文的数据库,频繁的进行情报的更新。资料环境的日新月异,成为了研究的质的巨大变化的一个极重要的要素。 然而这种变化并非都是好事。至少,对于每个研究者来说,可以说是受苦的时代来临了。当以上这些研究条件尚未具备的笔者年轻的时代,只需搜集《佩文韵府》、《骈字类编》以及已经刊行的逐字索引中的用例,将其分类类比之后,对其脉络加以论述,既可以得到努力的赞赏,作为论文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评价。然而这种牧歌的时代,确实已经逐渐成为过去。比起二、三十年前的常识的数千数百倍规模的调查量,在电脑中瞬间被精确的一例不漏的检索完成。我们对一瞬间形成的庞大的数据一个个的加以精确地分析,又必须将影印丛书以及数字化的那些既古又新的文献资料作为分析对象,且在充分消化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问题进行论述。这已形成了一套标准。当然,这就要求比我们年轻时代要多做数倍的工作。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具有接受并克服这种辛苦工作的能力与资质。但是至少本文介绍的中国的年轻学者,一个也不例外的,出色的活用了如今的情报革命,并将其变成自家的有用的工具,积极的接受了这个辛苦的工作,为了确保独自的视角而持续奋斗,他们正是这样的被时代选择的人。 在前数字化时代接受训练的笔者,总是会保守的评价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吧。不仅是笔者一人,回想起来,十年前同辈的中国学者之间,也有超过半数的人对此信息革命为研究带来的效果,采取功过相半,半信半疑的态度。然而在资料环境改善的今天,如果对此变化视而不见,或许可以说就意味着在研究上的退步吧。 本次笔者所参加的两次会议中,新一代的学者不限于介绍的八名,都能十分自信的发表自己的所见,他们的自信也许是来自对于文献资料的全面把握。大约二十五年前的我们,在被老师和诸前辈指出有失检的文献资料和论文的时候十分畏缩,只能一面抱着对资料方面的不安,一边开展研究。中国新时代的年轻人,应该没有了这种不安。检索的数据库以及多样的网络资源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援,然而当这已经逐渐成为标准流程了以后,倘若只是依靠这些条件,就无法实现与他人研究的差别化。他们理所当然的在寻求的加量,并且反复的探索。比如深挖数据的意味并加以洞察,深入临近的领域寻求文史融合或者文哲融合,比如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并关注海外的研究动向,尽可能的确保自己研究的独特性并持续的奋斗。右边所介绍的八名,正是在这样新的研究标准下,领先一步的一小部分的成功者。 中国的年轻学者在开拓新的问题意识的时候,有效的利用了网上的资源和社交网络相互刺激。如上文已经提及的,他们互相之间的网络联系已经很广泛并且紧密了,反映出已经形成了坚固的连带感。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年轻的学者之间的横向的联系自然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导师和前辈,朋友的介绍,是很难期待横向的联系的。但是如今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即使没有见面,拥有相同问题意识的年轻人也可以很容易的相互结合。 在现在的中国,如九月份这样的年轻学者为中心的研讨会正在渐增,这种态势的实现,乃是因为他们在日常中通过社交网络互相交换信息,已经构筑了全国性的网络,并有效的发挥了机能的缘故。听闻今年六月将要在浙江大学主办召开宫廷、贵族、官僚:失落的上层文学世界古典文学青年学者研讨会。其中的多位也参加了九月的研讨会,如上边所介绍的程苏东、林晓光、刘成国、叶烨、侯体健五位。据之后叶氏送来的会议资料,其中已经十分周到的将研讨会中评议员的批评意见事前印刷并分发了。发表的内容暂且不论,即使是对的批评意见也与发表一样同等的对待。 九月讨论会中交织的一个个激烈讨论,是新一代的年轻学者提高自身的很好的机会,对此他们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代替了社交的辞令,而主动寻求更实质也更严厉的评论。 二十五年前,笔者还是年轻人的时候,经常听到围绕中日两国的学风的评论,是精致的可以信赖的但是论题细小的日本,与喜好庞大的主题但对于资料的处理上较为粗疏的中国的对比。然而这种对比现在也正在急速的失去说服力,如本文所介绍的一样,中国优秀的新一代的学者兼备着广阔,精致与深度。至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将被以他们为代表的严谨的学风而强劲的拉动,更加的兴盛的发展下去。 注释: [①]参考程苏东《写抄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第五三卷第二期,p148-157,2016年3月) [②]林晓光《明清所编总集造成的汉魏六朝文本变异拼接插入的处理手法及其方法论反省》 [③]其成果已经发表在《宋代文学评论》第一辑 [④]除了本文介绍的五名学者以外,笔者感兴趣的还有以下几位。林岩《一个北宋退居士大夫的日常化写作以苏辙为中心》,曹逸梅《南北嗜好知谁贤》,方笑一《宋代殿试策文形式研究》,谷曙光《论中国古代的万言书及其文学价值》,周剑之《诗与史的互文论咏史诗事境的生成》等。

200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当时,六人集的作者年龄都在40岁左右,属于日本新一代的汉学家,相当于中国所说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六人集的出版集中展现了日本这辈汉学家的实力,对中国学界也是一种冲击,也给中国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值得学习及借镜的方法。 笔者仔细读了六人集中《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一书。作者是日本鹿儿岛大学的高津孝教授,生于1958年,属于日本汉学家中的青壮派。2005年,中国科举制度至此已经废除整整100周年了,国人似乎对科举已经淡漠。中国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千余年,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巨大的可见及不可见的影响,包括文学。上个世纪,讨论科举和文学的名著就有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以及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而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一直未见,而2005年一下子就出版了两部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一部是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另一部就是高津孝先生的《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从书后所附的各篇原名与最初发表书刊可见,该书最早的一篇论文发表于1989年,最迟的一篇则是2005年,可以说这个论题是作者近二十年来一直关注及着力的。 《科举与诗艺》一书提供了一个进入宋代文学的很好的视角,即科举的角度。关于宋代文学研究有很多途径,当代学者有从党争、有从理学、有从流派等角度进入宋代文学的,从科举角度论述在这之前尚不多见。王水照先生在六人集的序中提到日本汉学巨擘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其学说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唐代仍是贵族社会而宋代则进入的平民社会,造成这种原因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变化。宋代的科举制度相比于唐代更有利于出身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到精英阶层,从而实现社会的流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文学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词在宋代的兴起,就与带有市民趣味的下层士人通过进士考试大量进入到国家管理层,从而也带去了其欣赏趣味有关。 《科举与诗艺》一书中很多论文都与科举直接有关,如《宋初行卷考》、《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对文化多样性的规制》、《明代苏学与科举》、《琉球诗课与试帖诗》。这种研究其实是跨学科的研究,即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这种研究从更宏大的背景入手,探讨文学生产现象背后的动因,社会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种真正的大文学研究,显得颇有深度。比如《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一文就向我们展现了北宋初年几种文学流派与科举之间的纠葛。前人研究宋初西昆派时很少与科举联系起来,高津孝就细致地观察到西昆派领袖刘筠三度出任知贡举、同知贡举的事件对西昆体形成的影响。在《明代苏学与科举》一文中,作者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明代苏文的选本大量出现及苏文的流行与科举有极大的关系,正如钱士鳌序其所选《苏长公集选》中所说的:长公之文有以进于举子业也。再如《琉球诗课与试帖诗》一文,指出晚清出现的一些琉球人所编的诗集,如《琉球试课》与清乾隆年间会试中恢复考试帖诗有关,而这也影响到了琉球国内的科举考试科。这又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揭示了中国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提供了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在汉字文化圈国家流衍的一个视角。 另外一些论文看似与科举无关,其实也有科举的背景,如《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宋元评点考》。在《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中作者指出:说到宋代社会,它是由宋代士大夫、即由科举这一选拔机制造就的科举官僚阶层而构成的。所谓八大家的成立,首先与这一社会的特质相关联。这一观察就比单纯从文学史角度论述唐宋八大家如何形成更有说服力。再如《宋元评点考》,作者指出南宋的很多古文选本就是为应举而编的,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不仅如此,中国文学评点的产生也与科举有关,为了向科举应试者说明文章妙处,以及如何写作,这些古文选本编者都对所选文章予以标抹、圈点,从而产生了最早的文学评点。可以说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本书中的论文基本写于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后来中国学者如祝尚书先生也作过类似研究,如其著有《北宋太学体新论》,《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虽然论述更加深入,不过原创性则为日本学者占先,不能不发一慨。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特别注意对概念的疏理,显示出日本学者研究的细致深刻的一面。虽然讨论的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但却能以小见大,透视出文学史、文化史上一些有趣的现象。如《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相当精彩。唐宋八大家对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习以为常,耳熟能详,因此造成一种无意识的忽视或习焉不察,对于唐宋八大家成立过程如何,为什么成立的问题似乎没有考虑过。作者通过对长时段的文学史进行考察,得出唐宋八大家成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唐代古文家中,韩愈与柳宗元被特权化。第二个阶段,在北宋古文家里,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被遴选而出。第三个阶段,北宋的曾巩受到南宋朱熹的高度评价。第四个阶段,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誉为三苏,受到高度评价。这四个阶段的形成史让我们看到科举制度、社会思潮、权力话语怎么渗透到文学生产中来的,如明代唐宋派唐顺之等人如何不满于前七子文主秦汉,诗规唐宋的主张,开始寻找新的文学经典;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对曾巩的评价如何影响到曾巩地位的上升等等。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在经典化过程中,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史行为,而是社会综合选择的结果。 再如,按鉴是明清小说书名中很常用的术语,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从没有对这个标题中的词产生兴趣,高津孝不但产生了兴趣而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考察,作者先得出这样的结论:按鉴的鉴是指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按鉴似可解为按照《资治通鉴纲目》。继而作者又观察到这个结论对于某些明代小说并不合适,又将结论修正为:按鉴不单指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而是指以《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为中心的通鉴纲目类的书物。不过,作者的考察并未停止,他又指出这一术语背后的文化意蕴:按鉴文本,是以要求历史小说应具有历史真实性这样一批读者为对象而出版的。而这一批读者主要是伴随着科举考试制度而形成的科举官僚阶层及其后备军――科举考生这一群体,他们都受到理学宗师朱熹及其《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作者从而指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对当时的白话历史小说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这就非常准确地展现了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如何影响渗透到中国古典小说中去的。最后作者又与科举联系起来:至于按鉴文本的史实性,其实是朱子学正统论范畴中的史实性,它间接地显示了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这种论述无疑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可信度。读上面两篇文章有种知识考古的愉悦,作者如细心的考古学家细致地揭开每个概念的堆积层,但又与田野考古学不同,知识考古每层背后都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人文意义,作者所着力的正是这一点。 再次,本书援引西方当代社会科学理论适当地对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进行观照,展现了新一代日本汉学家开放的风貌。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热衷于用西方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后来发现很多人对西方的理论根本不通,而是用贩卖来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文学,其成效也不是很大,所以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文章少了很多。但利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不能说是错的,而是一种路向,要求我们既要通国学,又要精西学。笔者发现《科举与诗艺》一书中,很多地方用了西方的理论。如《苏轼的艺术论与场》就是利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的观念,该文首先介绍了布迪厄的社会学视点,下面着重用布氏提出的自然化的历史及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了苏轼的绘画论、书法论及文学论,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坡提出的诗画一致论的意义。高津孝似乎对布迪厄文学场的理论情有独衷,书中多篇论文用到这个理论,如《宋初行卷考》中,作者说:行卷附随于科举,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场。又如《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中说:宋代以后,作为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科举官僚们活跃的场,在朝廷这一话语空间里,奏议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看到,这种研究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较为适当的、有限度的,从而避免了过度阐释。 再如,近年来史学界兴起的后现代史学思潮,直接挑战了传统史学中真实性的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看来,一切史学即文学。《科举与诗艺》最后一篇论文《中国的历史与故事的距离》就是利用后现代史学观念反思中国历史与小说的关系的,作者指出中国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评话以及明清章回小说与西方的小说观念并不一致,但中国的小说史著作通常是从解释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开始的,这是由于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缺欠意识,在这种意识下,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作者从明代大量出现的关于《史记》的评点敏锐地观察到,这些评点都是把《史记》当作文学作品来评点的;而以《史记》为代表的私家史学其特征是展示,而不同于唐以后官修史书的特点是引用,展示比引用更具有丰富的文学性。中国文学史把《史记》这部历史著作当作文学作品的现象正是与后现代史学接榫处。总之,我认为作者援引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解释空间,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读罢此书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以稍尽批评家之责任,并作为一个中国读者的回应。《宋元评点考》一文在考述到元代刘辰翁的诗歌评点时,似乎漏掉他一部由其所编并有评点的诗歌选本《古今诗统》。《古今诗统》乃刘辰翁所选的一部唐宋诗歌合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著录:刘会孟《古今诗统》六卷。原书已佚,赖《永乐大典》存其佚诗多首。其中两首还附评点,如评陈杰《东湖晚步》城里北风连夜号,平湖卷绿上枯壕。不知江水长多少,樯尾过城三丈高云:如画。评己作《里门高》里门高,里门坏,百年风雨何足怪。但怜谁受沐猴烹,子孙不见乌江败。人人知笑不知戒,春草茫茫雉争界云:类有所指。言简意赅,颇能点中妙处。《古今诗统》的评点可以补充高津孝先生关于宋元评点的考证。另外还有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以修正书中的一些观点,《科举与诗艺》第83页倒数第二行称魏天应,号梅野,根据北京大学张健教授的研究,魏氏应号梅墅。第104页《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三节标题为诗学的玄学化,令人费解。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而这一节并没有讨论到诗学之为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谈的就是本节正文使用的诗学学问化的问题,所以直接用诗学的学问化更加切题而明了。 另外,在翻译上也有一些的小的问题。如第6页《宋初行卷考》中说:述说王祐如何富有发现人才的责任。此句表达有问题,我们一般说负有什么什么的责任,而不说富有责任,只说富有责任感。《中国的历史与故事的距离》一文中多次提到所谓的阿纳尔学派,其实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翻译应符合中文译名的规范与统一。 本文还有一些笔误及排印错误,如第45页云楼昉《崇古文诀》选有胡诠的文章,实为胡铨之讹。再如第58页皇佑元年,佑显系祐之误。第67页,参考文献第11云江苏古籍出版社在扬州,误,应为南京。第86页,《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编者应为于济而非於济。第97页,天宝十年按惯例应称为天宝十载。唐玄宗天宝三载正月至肃宗至德三载正月,唐代纪年改年为载,前后共14年又1个月。所以天宝十年正确应称为天宝十载。 当然以上所言不免吹毛求疵,但作为读者无非想此书更完善一点,而且笔者觉得这确实是一部好书。总而言之,作为日本新生代的汉学家,高津孝先生及其《科举与诗艺》一书,提供了由科举进入宋代以降文学史的视角,提出了很多启人心智的见解,也示范了怎样从科举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作者既有传统日本汉学家的精细,善于从小处着眼;又能援引西方科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具有开放宏通的气度,这体现了新一代日本汉学家的气质,也是值得中国研究者学习及借鉴的地方。

原标题:文本研究,能否颠覆传统的“文学史观”?

图片 1

如果“作者”被淡化,“作品”的内在统一性消失,那么,文学史研究的“作家——作品”模式会不会面临“底层崩塌”?当下既有的文学史研究的西学范式是否需要更新?中国传统文章学传统应该如何接续?近年兴起的文本研究范式,又将为文学、历史研究带来怎样的改变?

针对此类问题, 2018年3月23-25日,图像·实物·文本——“早期中国文体研究的多维思考与探索”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周秦汉唐读书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针对实物、图像、文本的综合研究可能带来的崭新的文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先生指出,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一系列问题随之产生,例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为文本研究提出了更多可以阐释的空间;宗教、图像、实物等进入文本研究之后,在为文学研究打开广阔空间的同时,也提出了学术研究的“边界”与“综合”的矛盾。如何结合实物、图像与文本,将图像背后的历史、文化元素,尤其是文人的社会生活史、政治史表现出来,是文本与图像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的关键。以往的学术研究,不太注意口述与文字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从口述到历史,或者说从口述到文本,有一个特定的复杂过程。揭示这种演变过程,就为深入了解文本、文学、历史带来了更多可能。另外,文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值得深入思考。学术研究有规律性,同时也有复杂性,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带来学术研究的缺陷。以上这些话题,都涉及到文学、历史研究的深层问题。

图片 2

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看,“文本”是决定一切学术进程的枢纽。而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改造过的“文本”,则决定了后世知识体系的结构与历史观的形成。

文本是如何被改造为历史叙事的主角的?徐建委《战国儒家与先秦历史知识的塑造——以的考察为中心》认为,我们知识世界中的先秦,实际上是汉代儒家改造过的五经、汉唐经学家重构的注疏等“强加”给我们的结果。我们对先秦的认识,不过是被汉唐学家“洗脑”之后的产物。对于五经文献的使用来说,不仅要关注其长时段性、作者身份,也要暂时放弃传统上我们使用此类文献时的背景知识,即汉唐以来形成的关于先秦历史与知识的常识性、体系性叙事。

图片 3

本文由澳门新葡新京▎永久官网发布于文学资讯,转载请注明出处: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我认为作者援引西方社会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