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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新京但有更多的人在这里失去了生命,

用尿液写信也来自真实的历史细节

初次了解卡洛琳·菲芮戴

老照片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说故事辅助,俗话说,一画胜千言(A picture isworth a thousand words),指的是一张静态的图片就可表达一个复杂的概念,或者细致地描绘一个人物、地方或场面。老照片能辅助说故事,但本身并不会说故事。图像有说明和描绘的功能,但没有叙述功能。让图像说故事的最普遍手段就是提供文字说明,博物馆或展览会都运用这个手段,为了言简意赅,所有的图像说明词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

她的故事,开始与卡洛琳的故事交错并行。这个倔强、勇敢的少女,原本在波兰小城卢布林过着普通而幸福的生活,最大的烦恼是自己暗恋的男孩究竟知不知道自己的心意。纳粹的铁蹄踏碎了这一切。由于加入地下反抗组织被发现,她和母亲被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一起送上了开往拉文斯布吕克的火车。在卡茜亚身上,玛莎投射了自己女儿的影子。

我们踏上了前往菲尔斯滕贝格的火车,与被带往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士们走上了同一个站台——这个时刻显得如此不真实。我和儿子在那条女囚们曾被迫踏上的路上行进着,随后,营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入口处的金属门和一排排营房已经消失了,但高墙壁仍然矗立着。焚尸场也还在,但曾经被伪装成油漆棚的毒气室已经拆除。枪决囚犯的墙还在,附近的湖泊仍然搅动着犯人们的骨灰。司令的住所仍俯瞰营地和工作间,曾经用来储存纳粹掠夺物的庞大建筑群也仍然存在着。

基于20世纪末图像记忆研究的发展和问题意识,21世纪大屠杀研究的摄影转向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种新的研究发展更是得力于互联网的巨大传播能量。网上有一些内容丰富的老照片档案,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the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的馆藏,成为方便的资料来源。1995年由德国国防博物馆举办的纳粹时期国防军罪行展览,图片和展览方式引起许多争论,吸引了公众的目光。2006年偶然发现的党卫队军官卡尔·赫科尔(Karl Hoecker)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相册也引起普遍的关注。它包含了约116张有关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综合体的纳粹军官和行政人员的生活状况的图像。这个相册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大屠杀不可或缺的文件(现存于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对老照片和摄影的分析已经形成了一种探索历史、记忆和纳粹时代文化关系的跨学科研究。

这个故事令人们相信,能与平庸的恶对抗的,是平常的善。即使在极端绝境,人依然可以选择保有人性,依然可以拥有纯净美好的友谊。即使身处炼狱,依然无法阻止我们寻找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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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世纪最初几年开始,十多年来,对二战时期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摄影转向”的变化,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运用二战时期的专业或业余摄影作品,以此研究德国纳粹统治时期的意识形态及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残害和屠杀是一个重点。对影像作品发生强烈兴趣的研究者们并不都是艺术史方面的专家,许多非艺术专业的研究者同样关注和运用那个时代的各种照片,并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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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玛莎·霍尔·凯莉所著的《失去名字的女孩》,较原文有调整改动,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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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拉文斯布吕克遗址,门口有一束白花

一个五月的星期日,我驱车来到伯利恒,驶入屋前的砾石车道。那天,我是唯一的访客,所以我得以感受到这座房屋的精髓。卡洛琳死于1990年,当时她已经离开这里很久了,只见到褪色的墙纸、她的大床、她母亲手工缝制的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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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始于一本《维多利亚杂志》。

当我熟知卡洛琳的生平后,我发现它与其他人的经历交织在起,密不可分,特别是与那些从集中营幸存的波兰妇女。于是,我开始通过回忆录和其他档案研究她们的那次美国之旅,并逐渐了解到卡洛琳是如何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们。我把那七十四位波兰女士的照片都贴在我的办公室内,并计划造访波兰,调查当初被捕的女孩们都是怎样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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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当玛莎举家从康涅狄格州搬迁到亚特兰大,彻底安顿下来。她告诉自己,“那一天”终于到了。

接下来的夏天,我去了波兰和德国,并让我十七岁的儿子作为摄影师与我同行。2010年7月25日,我们降落在华沙,在我们可爱的翻译安娜·沙堪维斯的陪同下开始了旅程。

巴西艺术家玛丽娜·阿马拉尔(Marina Amaral)为切斯拉娃·瓦佳的集中营档案照着色(下图) (图片源于网络)

约定的完成

今年是“二战”爆发8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这本小说对于我们了解那段残酷的历史无疑是一种帮助和启示。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那样黑暗的时刻,仍有潜流暗涌的善意支撑着人们生存下去。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德国商人辛德勒用他的善意,为受到屠杀的犹太人搭建了一所“诺亚方舟”。而在这本小说《失去名字的女孩》里,一位美国女性卡洛琳·菲芮戴也用她的善意,安抚了纳粹集中营里受迫害的“兔子”女孩们。作者便是被这位女性所吸引,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下面是经出版社授权选摘的作者玛莎·霍尔·凯莉的小说后记。

在这个纪录片里,布拉塞叙述了一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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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知的恐惧、失去姐妹与母亲的痛苦,还有饥饿。我发现自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忍不住吃东西——为了她们的饥饿感而进食。

老照片和后记忆

卡洛琳和她的“兔子”女孩的故事,打动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销量,就是他们的选票。不到两年,《失去名字的女孩》就在全球销出 100 万册。

当我向人们讲述“兔子”的故事时,有很多人都想知道赫塔·奥本赫瑟尔后来怎样了。实际上,在纽伦堡审判中她和弗里茨·费舍尔都逃过了一死。她被处以二十年徒刑,但在五年后,于1952年偷偷获释。她的刑期是被美国政府调停而减免的,也许是政府迫于冷战压力而讨好德国人的举动。她出狱后以家庭医生的身份重新在德国北部的施托克塞行医。但后来,赫塔被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幸存者认出,卡洛琳和安妮丝与一批英国医生一起向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吊销她的行医执照。

这些照片是威廉·布拉塞在1942 年12 月为切斯拉娃·瓦佳拍摄的,摄于奥斯维辛主营鉴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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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为“兔子”的女孩们被当做试验品。纳粹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在健康女孩原本强健的腿部制造并加重创伤,女孩们的小腿肌肉渐渐萎缩得像一条干鱼,染上疾病和死去的人不在少数,每个人都遭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当然,这个进展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上个世纪末,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例如,《照片故事》(Fotogeschichte )杂志刊登了不少有开拓价值的讨论文章。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的图像研究涉及了二战时期老照片与今天人们对纳粹极权统治的“后记忆”的关系。她在《幸存的图像:大屠杀照片和后记忆工作》(Surviving Images: Holocaust Photographsand the Work of Post-memory)中提出了一系列与图像(包括老照片)有关的问题,“如果这些图像,像着了迷似的不断被重复,界定了我们现有的创伤档案,那么,它们以后是否会启动一种负责任和讲伦理的(讨论)话语呢?我们可以如何阅读那些图像呢?它们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空洞的所指,让我们保持距离,保护我们免受事件干扰?或者正相反,图像的重复本身就是一种二次伤害,使远处的观众成为替代受害者?人们因为经常看到这些图像,所以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叙述和记忆中,从而变得更容易受其影响?如果人们割除伤口,那么他们是否还能够记忆、哀悼和仔细思考?或者,图像的重复是否只是忧郁的回放,只是可以利用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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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塔背后有着势力强大的朋友,但卡洛琳用她的文字游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媒体。1960年,赫塔的执照被吊销,她永久地不允许行医。

要让这一组著名的照片说故事,就必须结合文字的说明。例如,为什么是三张一组呢?左边那张头像脑后顶着的是什么东西呢?中间那张照片中,女孩脸上的伤痕又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与摄影者有关的特殊意义呢?右边的那张又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都是需要用文字语言来说明的。有了文字的说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些照片会引起人们如此多的关注。这个年轻女孩的照片捕捉到奥斯威辛囚犯不幸的本质。照片上是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孩,只有14 岁,但头两张照片显得她年纪偏大,憔悴,头发凌乱,贴着头皮,她的嘴唇紧闭。在第三张照片中,摄影师拍摄了她的青春与美丽,头上戴着一条闪亮的围巾,向上仰望。这个姿势让她人性化了。在左边的那张照片里,我们看到,她的头部压在一个装置上,这是为了与相机保持正确的距离,这样摄影师就不必为每个新犯人重新调整相机的焦距。这些照片的质量非常好,这表明摄影师使用了良好的人像镜头,而且摄影师知道如何专业地处理黑白照片,这种黑白照片现在已成为失落的艺术品。几年前,巴西年轻艺术家玛丽娜·阿马拉尔(MarinaAmaral)给这三张照片着了色。她认为,黑白照片没有温度,有了颜色后的眼睛更加摄人心魂,经过她的艺术处理,切斯拉娃脸上的瘀青更明显了。

《失去名字的女孩》在《纽约时报》霸榜13个月之久

最后,我带着我购买的丁香花从塔科尼克公园大道驶回家。那些花是卡洛琳种植的丁香的后代,我的车里充满了甜美的芬芳,而她的故事也一直吸引着我。卡洛琳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她的生活经历也很迷人。一个前社交明星和百老汇女演员退休后,主动投身支援妇女的慈善活动中,几乎忘却了自己的私人生活。显然,她受到她那坚决支持废除死刑的伍尔西家族祖先的影响。此外,她还帮助哈莱姆区建立起第一家黑人很行,但为什么似乎没人知道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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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儿子感受“炼狱”的样子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恩格尔曼意味深长地把这本书献给了他的孙子,“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过去的历史,不必亲身经历当年威廉·布拉塞和数百万人在大屠杀时期经历的一切”。那些与恩格尔曼孙子同辈的青少年读者,有的也许知道布拉塞的老照片,有的也许还不知道。恩格尔曼在书的前言里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他要让年轻人知道历史灾难的见证对后代具有怎样的价值。在战后德国,大屠杀幸存者的命运甚少受到关注。在战后头几年乃至数十年中,很少有人相信他们的经历,他们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自己的非人遭遇。能够讲述那个时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布拉塞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在为历史灾难做见证。他的遭遇和后来的有力见证使他有资格成为一本传记的传主,对年轻一代特别有历史和道德的教育意义。

在听到“兔子”的故事之前,卡洛琳已经营慈善事业多年。1939 年她就已经是法国领事馆的志愿者,专门救助法国的战争遗孤,建立起一个叫做“法国家庭基金会”的组织,不但在自己的社交圈里发动募捐,更变卖了家传的贵重珠宝、家具甚至餐具,全部用于购买孤儿所需的物资。

(Women in the Resistance and in the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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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玛莎·霍尔·凯莉

《朗读者》(译林出版社,2009)

但是,不是每一位女性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都是受害者。在海量的资料和信息中,玛莎注意到一张特殊的脸: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布拉塞为囚犯们拍摄的档案照片都是同一个模式:三张一套,第一张戴着帽子,第二张正面免冠,第三张侧面像。纳粹管理人员要求犯人在照片上显得整洁,脸上不能被人看出有被打过的痕迹,不能有青紫斑块或者青紫的眼眶,也不能有化脓的伤口。凡是有这些伤痕特征的犯人,必须被遣回,先把伤养好。可是布拉塞后来发现,这些犯人是不会再次来拍照的,他们在“养伤”期间就已经被处决了。从此以后,布拉塞就对囚犯脸上的伤痕睁只眼,闭只眼了。切斯拉娃脸上显然有伤痕,她因为不会说官方的德语,被一名女卡波打伤。当她拍摄肖像照时,还可以看到嘴唇上的伤口。布拉塞没有向纳粹汇报她脸的伤痕。当苏联军队越来越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纳粹命令布拉塞销毁档案照片的底片,但他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而是与另一位囚犯一起,把底片藏了起来,就这样才把四五万张底片保留下来。这是他对反纳粹历史记忆做出的贡献。

“兔子”与集中营

《失去名字的女孩》,作者:[美]玛莎·霍尔·凯莉,译者:高心悦,版本:磨铁大鱼|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

布拉塞的故事和他拍摄的那些照片如今已经成为德国青少年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教育材料,让他们能够具体、形象、生动地了解和认识纳粹统治时期的那一段黑暗历史,帮助他们形成自己对历史的记忆。青年一代的记忆是德国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但是,究其记忆性质而言,青年一代的记忆不同于他们祖辈或父辈的记忆,是一种与二战时期亲历者隔着不止一代人的“后代记忆”或“后记忆”(post-memory)。后记忆问题在德国受到社会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1995)曾一度成为讨论这个问题的焦点,这本书现在已是德国高中的常选读物。这种对青少年的历史教育和对他们后记忆的关注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隔代的记忆是无法直接传承的,记忆是通过“说故事”来传递或传承的。就算是在同代人之间,除非有共同的经历或经验,记忆的分享也需要通过说故事来进行。至于隔代记忆,祖父的经历再丰富,事情记得再清楚,都无法把自己的记忆直接传给他的孙辈。孙辈必须通过祖父讲述的故事,才能分享祖父的记忆。然而,这样的记忆分享经常是零碎的,在内容和意义理解上都是欠缺的。这是单纯语言型后记忆的特点,图像和实物可以使它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讲述记忆故事可以借助多种辅助手段,如展示老照片、老图像、老物件,访问见证人、访问故地或遗址等。这些起辅助作用的物或人都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故事叙述者,一起参与了对历史故事的讲述。

如果不是因为那本杂志,玛莎·霍尔·凯莉有生之年都会是一位普通的记者,三个孩子的母亲。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家五口过着波澜不惊的平静生活。

拉文斯布吕克是希特勒设立的唯一一座女子集中营,犯人在那里的生活无疑取决于她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关系。甚至在七十年后,集中营幸存者仍将当时的同伴称为“姐妹”。因此,我认为可以用一对真正的姐妹作为故事的主线。卡茜亚和祖萨娜这两个人物的原型是妮娜·伊万斯卡和她做医生的姐姐克里斯蒂娜,两人也都是集中营人体实验的对象。同时,所有集中营内女子的形象都是根据现实中的七十四名波兰“兔子”描绘而成的。

1945年,二战结束。在离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的小城奥斯维辛中,苏联红军从集中营释放了7000多位幸存者。但有更多的人在这里失去了生命,从1940年到1945年,短短四五年中,就有约110万人死去。13年后,一篇《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的新闻稿,将读者带到毒气室、焚尸炉,看到玻璃橱窗后成堆的头发与鞋子,受难者的惨叫仿佛萦绕在耳边。

然而,没有人讲述过卡洛琳和“兔子”之间的故事。她们就这样被世界遗忘了。但对于玛莎来说,那一天是一个新的开始——一本书的概念在她脑中模糊成形。只是,那时的她刚刚成为第三个孩子的母亲,琐碎的家庭事务使得她无法专注于写作,而且,要写作这个故事需要非常扎实的前期准备。于是这项写作计划暂时搁置了。

(Lilac Girls)

四年前,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横空出世,颠覆了我们关于人类进化的认知。2016年,他的《未来简史》再度惊艳四座,刷新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掀起了全球关于人工智能讨论的新思潮。现在,“简史三部曲”收官之作《今日简史》推出,将目光聚焦到当下,直面今天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问题和挑战。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够崛起成为地球的主宰者,主要原因在于其具备了虚构故事的能力。然而,在当前这样一个分化的世界,我们对旧故事已失去信心,对新故事亦远未达成共识。

同为女性,为何这个女孩成为恶魔,这对玛莎来说是个难解之谜。直到她到达弗斯滕贝格,绕着集中营的管理机构漫步之后,她才真切地进入赫塔的世界。指挥官的房间整洁、秩序井然,从窗口眺望出去,就是灰压压的营房。一道绝对的界线划分了她们,使得她们不再是同胞姐妹,而是人与非人。

在卡洛琳、诺曼·卡曾斯、希里格医生和本杰明·费伦兹律师的共同游说成功之后,1964年,西德政府终于同意给予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妇女赔偿。这是卡洛琳获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而且斗争过程尤为艰苦。只因为当时波兰处于苏联控制之下,德国人拒绝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这里,一个犹太人能活两周,一个牧师能活三周,一个普通犯人被允许活三个月!”

玛莎终于完成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时,已经是 2015 年。合上书稿的最后一页,她觉得自己终于完成了一个约定,一个与卡洛琳,与“兔子”女孩们,更是与她自己的约定。她用这本书对她们说:即使全世界都将你遗忘,依然有我在乎你。

2009年,我从康涅狄格州搬到亚特兰大,然后开始写作。起初我坐在我们家后面的水泥狗舍里写,希望这个环境能唤起被囚禁的感觉,以便更好地感受拉文斯布吕克女因的情绪。但当我读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我意识到我不需要坐在笼子里来体验她们的故事了,我已经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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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自己安排了一次一个人的旅行,去了位于新伯利恒市的“海屋”。在卡洛琳曾经的卧室里,她注意到桌前悬挂的一幅照片,幅面很小,里面是一群微笑的,中年女人的合影,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有些褪色、模糊,但她依然辨认出其中的卡洛琳。讲解员告诉她,这些与卡洛琳并肩笑着的女人,就是拉文斯布吕克的幸存者们。在集中营里,她们被秘密进行了一种叫做“磺胺实验”的人体实验,多人留下终身残疾,讽刺的是,她们却有个童话般的代号:“兔子”。

“这些就是卡洛琳接到美国做疗养的波兰女士。”她说,“在拉文斯布吕克,她们被称作‘兔子’——首先因为她们都只能单脚跳着走路;此外,她们是纳粹的‘实验兔’。”

老照片是怎么讲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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