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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其遮蔽的清华历史与精神,清华传统成了

电影《无问西东》,据说是当年给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献礼的作品,拖到现在才上映。

最近,电影《无问西东》大火。片名“无问西东”不同于清华校歌里的原意"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它指的是“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一种崇高的、心系家国的理想被替换成中产阶级的志趣,这志趣简直就是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最好写照。悖谬的是,诸多影评都盛赞该电影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的反面,呈现了伟大的家国情怀。其实,无论是该片所谈的“无论西东”,还是它努力征用的人道主义话语——那句由美国大兵教给沈光耀的“真实、正义、无畏和同情”,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今的资产阶级找到高贵优雅的贵族精英、民国文人做自己的祖宗,又像片中人物那样,要在美国大兵、神父那里汲取力量;接着,他们要为自己的历史正名了,所以,在电影中,人民的抗战被拍成贵族公子哥、美国大兵、神父拯救泥腿子的荒诞故事,清华传统成了民国精英的传统,而人民要么是可怜的庸众,要么是可憎的暴民,只能等待 精英的拯救。

《无问西东》为何不讲真正的清华脊梁?——被其遮蔽的清华历史与精神

影片拉拉扯扯,讲了四段故事,三个时代:民国,新中国前三十年,当下。这几个故事的内在联系很弱,仅仅在人物关系上有前后承接,各个故事的主角又都是清华校友。其贯通的主题自然也有,就是影片借人物之口反反复复强调的:真实,忠于自我内心,正如许多宣传文章所讲的,“行你所行,爱你所爱”。

保马今天推送杜建国老师的文章《对清华传统的片面呈现——兼论民国精英的失败》,以戳破民国的神话,并为我们讲述另一脉清华传统,那是"少数的'高富帅'跟无数的'矬穷丑'打成一片抱成一团的历史,赵太爷钱太爷举人老爷家的少爷小姐脱下洋装长袍换上粗布军装与阿Q小D闰土祥林嫂们一起钻进芦苇荡青纱帐里打游击,从而一举扭转近代一百年屈辱挨打的局面、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

这部影片所颂扬的历史和传递的亲美、亲蒋精神并不是清华主流进步人士的历史和精神,恰恰是清华主流进步人士长期与之斗争并试图彻底改造的东西。如清华朱自清教授拒绝吃美国食品,最后饥饿重病而死。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来、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探索出真正民族独立解放道路的蒋南翔、熊向晖等志士,都比沈崇诲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代表民国时期进步清华学子的面貌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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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观察者网,有删节。感谢杜建国老师授权保马全文推送!

《无问西东》成为近期媒体追捧的对象,据说是当年向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然而,许多清华校友并不买账。

也许这种真实是一种主观层面的真实,因而,影片缺少的恰恰是客观的真实,缺乏历史逻辑与叙事逻辑的真实。影片讲民国时的富家子弟,帅气逼人的沈光耀,那真是如片中普通学生评价他的:看起来就什么都能做好——什么都行,天赋超能:懂汽车,能写会画,体育,飞行,武术……这些也就罢了,甚至会捉蛇 ! 拎个乞食袋,娴熟如丐帮八袋弟子。无师自通,做啥精啥,不要问为什么,高富帅就是这么任性!旁边的普通学生,只有在他身旁目瞪口呆一片崇拜的份儿,不光写字、画画、修汽车不如他,连跑步、体能、玩蛇儿也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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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清华大学的成立背景暗含美国对中国人的精神控制,即与生俱来带有“买办性”,对此,但凡是正常的中国人都会有所反思,乃至如被鲁迅先生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都对“清华是于耻辱的状况和惭愧的心情中建立的”这一现象表示要有所“警惕、心寒、惭愧”。一百多年来,广大清华进步学子和进步教授一直在同清华的“买办性”做斗争,由此产生了另一种可歌可泣的民族的、自强的、革命的清华精神,这与美国所希望塑造的亲美、崇美、媚美、殖民地化的清华精神根本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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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其遮蔽的清华历史与精神,清华传统成了民国精英的传统。讲述清华大学百年历史的电影《无问西东》里,清华学生、“三代五将”出身的世家子弟“沈光耀”在抗战中投笔从戎、加入国军空军并驾机与日舰同归于尽的故事,令无数人感动不已。影片也试图通过塑造沈光耀这一集高富帅、清华学子、空军英雄于一身的形象,来改变公众对民国上层精英的认识。

《无问西东》最让许多清华校友失望的地方在于,影片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后一种精神:美国大兵形象高大,协助清华爱国学子抗日,美国传教士救助贫民,带领中国穷苦孩子唱赞美诗后雨过天晴……清华爱国学子的报国途径,无论精神上还是器物上,似乎都只有作为美国的跟随者这一条路。

这倒是像极了今天的高富帅,或者说主流文化对于精英的想象:不光比普通人聪明,高雅,在任何事情上都比你能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而多能?没门!一切都拼家世,拼经济,穷人只有干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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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影片遗忘了清华的蒋南翔,遗忘了熊向晖,遗忘了姚依林,遗忘了宋平,更遗忘了属于清华人主导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遗忘了中国人自己独立的抗战和救国之路。

甚至,连原本以为属于穷苦人的坚韧、善良、勇敢的品质,现在也彻底移交到富人那里去了。高富帅的沈光耀不光人帅,多才多能,也是一腔热血,报家报国。架飞机在空中飞行演练、为饥民空投食物、与敌机火拼、撞向敌舰,整个画面美轮美奂,满溢着神圣之光。这其中的细节真实性,就惨不忍睹了。狭小的战机座舱内塞大量食物,违反军队纪律擅自飞行,甚至带领战友集体违纪……

大家都知道,沈光耀的原型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沈崇诲。1932年清华毕业后,沈崇诲加入国民革命军空军,任空军第2航空大队9中队分队长,1937年凇沪会战中牺牲,牺牲原因过去都认为是“驾机撞沉日舰出云号”。2015年8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600名着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沈崇诲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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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华大学的抗日传统,并非只有以“沈光耀”为代表的“精英抗战”这一脉,还有同等重要、而又风格迥异的另外一脉。很遗憾,影片对这一脉只字不提,也正因此,影片呈现给观众的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而是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

一、《无问西东》采用了国民党编造的文宣

据说这位沈光耀是有原型的,原型是抗战中牺牲的飞行员沈崇诲,清华校友,父亲为民国大法官,祖父为张之洞幕僚,可谓是世家子弟。国军,抗战,世家子弟,高材生,这些点是他吸引当今文化精英的地方,许多媒体包括官媒,纷纷借电影渲染国军抗战英烈的事迹。但没人质疑电影的细节真实,也没人质疑沈崇诲故事的真实性,就像他们质疑同样保家卫国的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英烈、抗美援朝的英烈那样。实际上,流传已久的国军抗战勇士沈崇诲架机撞沉日舰的说法,才真正是包装渲染出来的,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一故事同历史真实有出入。沈崇诲本是架机失踪,“撞舰”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后由国民党出于政治宣传需要而编定,如今仍在清华大学官网上被引用。

那么,清华的这另一精神或传统是什么呢?在“精英族抗战”之外有没有其它的如“精英与平民相融合实现全民抗战”这样的传统?让我们从另一个清华学子张甲洲说起,他于2014年被列入民政部第一批600名着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比沈崇诲还要更早,尽管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了。

在遗忘大量清华进步人士和进步运动的同时,影片讲述了一位国民党富家子弟沈光耀在美国军队训练下热血报国的故事,突出了这位国民党精英后人的出身优越,才智卓绝,忧国忧民,最后悲壮赴国难——撞击日舰。影片中民国时代的画面阳光、明亮,这与新中国的画面阴暗、昏黄形成鲜明反差,似乎诉说着清华的灵魂在那动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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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甲洲——第一个弃笔从戎、抗击日寇的清华学子

沈光耀的原型是抗战中牺牲的飞行员沈崇诲,清华校友,父亲沈家彝先后担任晚清刑部官吏和民国大法官,祖父沈味兰为张之洞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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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甲洲,字震亚,号平洋,1907年5月21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振东乡繁荣村一个富裕的的地主家庭。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不过自1923年到1927年间,因参与反日反军阀的学潮,张甲洲先后三次被齐齐哈尔与沈阳的不同学校除名。

事实上,沈崇诲并没有撞击日舰,而是驾机“失踪”,在日军当天的交战记录中,并无日舰被中国战机撞击的记载。从台湾公布的抗战史料来看,将沈崇诲列为失踪人员,下落不明,可见国民党军方也不认可沈崇诲的撞机说。如今南京市政府官网的“抗战英烈录”提及沈崇诲时,已改变了撞击敌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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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张甲洲和巴彦籍同学于天放等结伴从关外来到北平。翌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1929年升入物理系一年级,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在校内参加活动被国民党拘押,期间认识了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冯仲云。冯仲云1926年考入了刚刚成立的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当时熊庆来教授唯一的学生,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人物,还以发现华罗庚并将其破格延入清华任教等事件而知名。这时候冯仲云因为要毕业离校赴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并在当地开展工作,便劝张甲洲来清华,好接替他的清华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于是,1930年下学期张甲洲便从北大物理系退学,报考了清华政治系,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考。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张甲洲可谓是那个年代的货真价实的“学霸”。

“轰炸任务执行完毕后,904号机失踪,事后判定为牺牲。沈崇诲牺牲之后,衍生出其驾驶飞机冲击敌舰的传说并且广为人知。”

而这里说的被沈崇诲架机冲撞的日本旗舰“出云号”,实际上直到1945年才被美军炸沉。目前可以确知的是,沈崇诲架机失踪而牺牲。

在清华期间,除了担任校党支部书记,张甲洲还担任过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张甲洲在清华的副手,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胡乔木,1930年他考入了清华物理系。上世纪八十年代胡乔木在给巴彦方面的回信中称:“张甲洲是我在清华时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他是我的领导者,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他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很有活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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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崇诲无疑是值得铭记的英雄。但他牺牲后,撞击敌舰的说法却成了“真相”,其“撞舰”事迹被拍成《笕桥英烈传》等电影,新闻报刊大量传播,据说白崇禧等国军高级将领多次引用,甚至在1960年写进了台湾的小学教材。[1]今天,《无问西东》又用唯美的方式演绎了一把。在各大网络百科和其他许多网站、官媒、报纸上,目前也还在重复此前国民党的宣传说法;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园里,沈崇诲的墓碑上仍写着:沈崇诲……1937年8月19日于上海白龙港洋面驾机撞沉日舰,英勇殉国。近期新华每日电讯发的文章,也在重复这个说法[2],甚至脑补了许多心理细节。

除了文理兼通学习优异,张甲洲长得人高马大,年少时还练过武术。这些多方面的禀赋,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他成为一个风云人物。

沈崇诲驾机撞向日本“出云号”军舰,是国民党为提振士气而编造的文宣。撞舰事迹被拍成《笕桥英烈传》等电影,新闻报刊大量传播,国军高级将领白崇禧等多次引用,甚至在1960年写进了台湾的小学教材。直到2015年的民国空军纪录片《冲天》,仍然含混地叙述沈崇诲“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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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拱手交给日寇。当年冬天,平津高校学生南下去当时的首都南京向国民党请愿或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张甲洲是该运动的积极分子,负责纠察工作。12月17日珍珠桥事件发生,各地请愿与示威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最后被强行驱逐出南京、遣返回各地学校。

可见,沈崇诲在国民党文宣中的地位,与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毛岸英等烈士在中共宣传中的地位相似,其中重要的区别是,后者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确切可考的,而前者则存在杜撰。但是,在今天的媒体报道中,沈崇诲被大肆宣传鼓吹成“中华民族真正的精英”、“脊梁”,而邱少云等人的事迹不但长期被一些公知大V竭力否认,甚至扣上“挂炉烤鸭”、“烤肉”等名号予以谩骂戏谑。这些公知媒体,一碰上国民党抗战文宣,就失去平日所自我标榜的思想独立之精神,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卑劣的学术品质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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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南京时,张甲洲去了上海,与当时中共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有过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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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确凿的共军烈士无人问,夸大其词的国军烈士有人捧。为人民的解放做斗争、为保家卫国牺牲的战士,因为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为是参与人民革命、保卫人民政权的,就被一些人肆意诬蔑,竭力泼污,恶搞,彻底否定,以至于某春秋的主笔要发“学术文章”,孜孜不倦地论证狼牙山五壮士到底是“跳崖”还是“溜崖”,是不是违纪拔了群众的萝卜……

1932年4月,张甲洲带领于天放、夏尚志、郑炳文等数名党员大学生从北平返回黑龙江,开始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其中于天放也来自清华,是1929年入经济系的,后来他因打死日本看守逃出监狱而名噪一时。

沈崇诲作为抗战中牺牲的作战人员,固然值得纪念。但把国民党编造的文宣写进清华校史,甚至拍进电影作为清华民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广为宣传,也是对牺牲人员的一种抹黑和亵渎。至于电影为什么要采用这一早被辟谣的国民党文宣,恐怕与其想要传达的“美国中心”、“精英至上”等中心思想有关。

民国,在电影中是神圣、崇高的时代。整个画面都是红光亮、暖色调的;到了新中国建立后的场景,则在短暂的青春抒怀、“阳光灿烂”后突然急转直下,整个陷入黑暗压抑。电影设置在毛时代的一段故事,根本谈不上什么“细节真实”,只要狠命渲染那个时代一片黑暗,似乎就符合一些人心中的“真实”了。且不说悲剧的缘由——那对互相仇恨的、不“般配”的夫妻,妻子是工人,丈夫是教师,两人势若冰炭、你死我活的关系,那位“泼妇”般妻子的刁钻狠恶,是如何造成的,这些都没交代,只有毫无来由的仇恨、毁灭;就电影大力渲染给观众看的“批斗会”来说,残酷,血腥,恐怖,荒诞到极点,而时间竟然是在1962年。这不是历史真实,这是“印象派”。因为在一些人印象里,建国后,国民党精英、民国大师们失去了他们的天堂后,就是一片黑暗,就是人间地狱了。于是,他们甚至不管历史事件的时间点,直接让文革提前进行,1962年就开始了。你让1962年的中央领导人情何以堪!

1932年5月16日,在张甲洲领导下,巴彦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有二百余人。这是由中共领导的第一只东北抗日武装,张甲洲以及于天放,也因此成为第一批弃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的清华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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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问西东》所遮蔽的清华主流进步学子的历史和精神

当然,这一切真实的情形,不管多么明显,对当今的文化精英来说都无所谓。从伤痕文艺以来,到近些年的《归来》《芳华》,从早些年“用细节否定宏观”,用细节真实在宏大历史叙事上打洞、开缝,到现在,缝隙已经开凿得足够大,主流文化已完全转向,颠倒了几千年、中间被一度颠倒过来的历史叙事,又重新颠倒了回去,文化精英们于是可以肆意改写历史,全然不顾什么“细节真实”了。

巴彦游击队组建后,一开始发展得比较顺利,上级派来了赵尚志跟张甲洲做搭档,一起领导队伍,鼎盛时期直接与间接控制的总人数达到数千人,曾打下两座县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彦游击队本来可以成长壮大起来,但令人惋惜的是,王明“左”倾路线摧毁了这一可能。

要真正反映民国时期清华学子所展现的思想独立与民族大义,要宣传清华学子为中华民族探索出路所做的贡献,并非无人物可写,也并非无重要运动可叙。只是如果照历史真实去讲述,恐怕总要点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总要讲透美国与国民党对清华爱国学子和爱国运动的破坏性作用。这是否是《无问西东》所要回避的呢?

高富帅就是这么任性,文化精英就是这么任性。他们这样有恃无恐,因为几十年的喋喋不休、一面遮天的书写、回忆、叙事、演绎,那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暗无天日的历史观已经深入很多人心中,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历史逻辑前提,相反的声音却稀薄、弱小,冒着被嘲笑、被隔绝于主流的风险。他们有恃无恐,还因为,当今的主流媒体都在他们那边,君不见,许多官媒都在大力宣扬《无问西东》中的家国情怀、英雄风范、精英气质,乃至,我的想象力有限无法想到的——盛赞其“贵族精神”!

今天,当论及东北抗日斗争最后失败的根源时,多数人都认为是自然条件恶劣、同时日寇力量又格外强大等客观因素所致,但这实际上主要还是由于主观因素即错误的领导路线造成的。九一八后,因为任由国土沦丧,国民党在东北人民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难以与中共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各界自发掀起的抗日运动,看似声势浩大,但是他们都各自为战,看不到最终出路何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来引导他们,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希望的选择,同时将他们联合起来。这时候,中共若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奉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竖起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那么,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肯定会迅速壮大起来,如同日后中共在华北华中做到的那样。

在美国的主导下,早期清华大学对于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是比较严厉的,像长期在清华的潘光旦就曾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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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前夕,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恰好代表中央来巡视东北,九一八后不久他接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当时,罗登贤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条类似于日后的抗日统一战线那样的战略,东北的抗日形势本来可以向好发展,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逢王明“左”倾路线占据了中共领导地位,东北的抗日前景就被他们给破坏了。1932年6月24日,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即“北方会议”。会议指责东北党“右倾”,反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强令“左”转,要“组建红军”、“成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苏联”,即实行一套脱离实际、形左实右、关门主义的极“左”方针(这不妨碍他们于几年后又借口统一战线从极“左”跳到了极右)。随后,罗登贤被撤销职务遣回上海,奉行关门主义的新领导取而代之。

【学校与外交部主管人,在对付学生运动时,总是拿这一层来挟制积极参加运动的人,停止或延缓他们出洋的“权利”。这对学生运动无疑地起了有力的分化作用。例如1921年初,清华学生为了响应城内各大学的某一次运动,曾决定不出场应学期考试,称为“同情罢考”,为此,1921与1922两级学生都受到了缓一年出国的惩罚,即前者展缓到1922年秋,而后者到1923年秋,才许放洋。《老清华》编辑组编,老清华,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03,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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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传达北方会议精神的巡视员抵达巴彦游击队驻地,张甲洲、赵尚志等人虽有抵触,但是不得不接受上级指示。巴彦游击队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张甲洲任军长,赵尚志任政委。北方会议的极“左”关门主义战略,这种不是力求朋友越多越好而是唯恐敌人少了显得自己不革命的思维方式,一经落实后,令巴彦游击队四面树敌,很快由盛转衰。1933年1月,巴彦游击队——红36军被彻底打垮了,队伍最后不得不解散。关门主义的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撞得头破血流,1933年夏天之后不得不缓慢做出调整,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不再叫红军,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之后再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候虽然放弃关门主义路线了,可是,壮大力量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

清华大学开始跟上时代进步潮流是在1926年的“318惨案”,也就是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这一名篇当中写的那件事。当年年底,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清华支部。特别是在第三任党委书记朱理治的领导之下,清华大学的共产党人不仅比较顺利的战胜了1927年的反革命风暴,而且成为重要的革命中心:

好吧。我承认,自古以来,人类就是极不平等的,不光在物质分配上,而且在话语权上。因此,自古以来,富人、精英、贵族们,占有的不光是物质,还有知识、精神、道德上的优越感。在古代,崇高、坚毅、诚信、勇气、荣耀……所有好的东西,都是属于精英阶层,属于贵族的,而穷人不配拥有这些,不被承认能有这些东西,他们只会扰扰攘攘,像动物一般争夺食物,愚蠢、麻木、自私、猥琐、懦弱,凑在一起时还容易疯狂。——这正是《无问西东》所展现的普通群众:民国时蓬头垢面、争抢空投食物、像动物一样进食的饥民;建国后毫无理性、批斗美丽女主几乎致死的暴民;为了锁住丈夫的心,执拗到变态的女工。相比之下,有了文化知识有了一定地位就变心的男人,在影片中却被置于一个隐忍的受害者、被同情者的角色。

队伍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立即去满洲省委汇报工作,结果新省委不仅不检讨自己的“左”倾领导错误,反而将队伍失败的责任推到他俩头上,给他俩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并将据理力争的二人开除出党。有种说法是张甲洲没有被开除,而是省委借口其关系在北平无法得到证明,因而不予承认。

朱理治一九二六年秋天进清华,一九二七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接任中共清华支部书记的职务, 挑起了团结进步同学,领导清华学生运动的重担。……当时正是李大钊同志被捕之后,北京党组织第三次遭到大破坏。很多同志失去了组织关系,到清华来找朱理治等同志。清华的同志就把他们安排在清华工字厅后厅暂住。在清华同志的帮助下,这些同志安全地避开了反动派的追捕,并陆续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继续投入了战斗。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着,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02月第1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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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弃用的张甲洲,于1933年7月化名去黑龙江富锦中学谋职,因能力出色被任命为校长,随后又升任该县教育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做了大量抗日工作。1937年夏天,北满省委决定重新起用张甲洲,任命他为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副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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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天降“恩赐”的饥民

1937年8月28日,抗联11军派员接张甲洲前往抗联营地,就在快要到达营地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一小股伪军,对方胡乱放了几枪,不偏不倚,一颗流弹击中了张甲洲。一代英杰,正待重新大展身手之时,就这样草草牺牲了。惜哉!

随着日本侵华的扩大,榆关失守,接着是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塘沽协定等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清华学生中要求进步的人逐渐增多,学生中爱国抗日的思潮明显上升。中共清华支部的活动也随之扩展,以扩大进步思想的传播,蒋南翔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国民党当局对学生活动的镇压日趋严厉。1935年1月,在清华大学接连发生了两次军警逮捕进步学生事件,先后有30多人无故被逮捕,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何凤元也在被捕之列。在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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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周恩来1953年到黑龙江见到张甲洲的遗像时,情绪失控当场洒泪。今天,除了清华,北大的烈士纪念碑上,也刻有张甲洲的名字,他是这两所学校共同的荣耀。

但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清华进步学子,不畏强权,继续扩大共产党在清华的影响力。蒋南翔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姚依林、杨述、蒋弗华、吕风章、孙兰、吴承明等进步学子均在《清华周刊》参加工作。他们借助《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宣传革命与抗日,揭露亲日派的卖国行径,才有了后续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有了那封热血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激烈痛斥国民党政权的腐朽软弱,高振血喉呼吁中国人“自己保卫自己的民族”

让丈夫“斯文扫地”、让美女主角遭殃的疯狂女人

在沈崇诲参加抗战五年多之前,张甲洲就已经在与日寇浴血奋战了,请大家不要忘记。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回看一下十六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份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 “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 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 “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我们已是被遗弃了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荣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实际上,一个工人,女工,能够用自己的工资供自己的爱人上学读书、获得教师职业,正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相对平等,男女平权的结果。然而,电影的制作者却要发现其中的“不合理”,不人道:女工以此来要挟丈夫,限制丈夫自由,把家里搞成了“渣滓洞”“集中营”,最后酿成了女主角因为介入此事惨遭批斗的下场。

一二九运动——近代清华最闪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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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从道德、精神上对平民的决绝的拒斥、痛快的碾压,在贵族、等级制盛行的古代欧洲,表达得非常赤裸裸,甚至一些西方先哲所阐发的人的精神结构层次:感性—理性;情感—理智;奴性—自由意志;以及通俗版的,动物性—神性,等等,在他们的逻辑体系中,都一一对应于不同社会阶层:低级的属于平民,奴隶,高级的属于贵族,精英。这是先天决定了的,改不了,平民先天就不配有高贵的精神,只因他们没有高贵的血液。在古代中国,这类表述不那么明显,但也有类似的刻板认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许可以做类似理解。最早的时候,君子-小人的划分,还不是像现在,相对平民化了的社会文化那样理解的,仅仅指人的道德层面,而也许直接对应于阶层的划分。而这种划分,最早也是由血统先天决定了的。

张甲洲以及冯仲云、于天放、胡乔木等人所代表的这一清华传统,并非是昙花一现,在他们离校之后,这一脉继续顽强地生根繁衍,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砰然发力振臂高呼,一举扭转了中国的走势。《无问西东》的片面性就在于对清华的一二九传统只字不提。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中心是北大,那么一二九运动的中心就是清华,许多着名的运动领导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或者清华大学出身。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时清华大学驻学联代表姚依林后来在新中国曾经担任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此时的清华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最前沿。对于清华一二九运动,毛泽东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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