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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如宽当场画了一幅水墨画——八只渴望自由的

有趣的是,“哥们义气”尽管在结拜时山盟海誓,义薄云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似乎完全排除了利害算计,但事实上拜把子兄弟之间的关系,还是要符合经济理性。大体上,兄弟要尊崇大哥,拥戴大哥,大哥则要罩住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任何一方如果不尽自己的义务,则这种关系也名存实亡,甚至反目成仇了。

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主要是因为这部电影充满革命激情的特殊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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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立场,加上个人野心,最终害了余宏奎。在发生在1927年5月21日的长沙马日事变中,他在薛建白的指使下,暗杀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教官,也曾经是他启蒙者的赵锦章,这也决定了他必死的命运。

杨如宽则是比较糊涂的。他既不像靳恭绶那样清醒,也不像余宏奎那样阴险,他也没有特别沉浸于哥们义气,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淡然的态度。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加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参与,并不足以推翻帝国主义。要打到帝国主义,就必须动员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而要动员农民,就必须把他们从土豪劣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毛主席在他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等他们到了已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昌,面对国共分裂不可避免的形势,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和“哥们义气”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也就断然分手了。

余宏奎叛变革命,除了无法接受农民运动,还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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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以农民运动“过火”、“恐怖”来指责农民运动,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农民运动。农民几千年一直饱受剥削压迫,他们没有条件受到良好教育,也没有机会养成优雅风度,这又如何呢?这就能够证明农民运动不合理?这就应该取消农民的革命许可证?

余宏奎暗杀赵教官后,被顾达明一路紧追,就在顾达明举枪射击时,余宏奎大叫一声“老大哥!”顾达明稍一迟疑,余宏奎立即遁去,消失在黑暗中。余宏奎再次利用顾达明心中的兄弟情分,救了自己一命。

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大革命失败之后,顾达明、靳恭绶继续奋进,跟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如宽意志消沉,脱离了革命队伍,回家乡当了一个小画家;余宏奎则叛变革命,成了国民党新军阀的鹰犬。

只是这个时候,已经不会有人再上他的当了。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电影,主角通常都是工农兵,他们往往是不堪忍受剥削、压迫才走上革命道路,带有逼上梁山的味道。而《大浪淘沙》中的四个青年学生,则是主动思考时代和人生,自觉寻找光明,又恰逢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所以就特别富有激情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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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的故事跨越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第一次大革命,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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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才是真正理解革命的旷世伟人。“不优雅”的革命拯救了中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获得自由、解放与发展,结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条件、有可能优雅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这其中,靳恭绶立场最坚定,没有什么温情主义。

赵锦章说:“不!我说的是事实,全国有四万万同胞,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苦难的日子,你有多少钱?你能帮得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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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哥”顾达明对兄弟情义还是有点依依不舍,直到余宏奎后来追到长沙,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套出军校里“CP分子”名单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最珍视的所谓“哥们义气”纯粹是单相思。

在《大浪淘沙》中,当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共产党员赵锦章对靳恭绶的启蒙,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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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郊外最后的决斗中,余宏奎被他结拜兄弟,“大哥”顾达明、“二哥”靳恭绶亲手处决,为赵教官报了仇。靳恭绶并为他总结道:“你们背叛国民革命,暗杀赵教官,你们走的是一条死路啊!”

顾达明心中一念温柔,放了余宏奎一条生路,并不妨碍他恩将仇报,带着一队人马对顾达明和靳恭绶紧紧追杀。只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反而被顾达明、靳恭绶俘虏,这个时候他又想利用兄弟情义摆脱困境了,一叠连声地叫“老大哥”,并抱着靳恭绶的腿喊“二哥!二哥!你可不能忘了咱们的结拜之情啊!”

自七十年代末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后,我就有点迷上了。但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没有再看过,直到新世纪初年,偶然淘到一张光碟,大喜过望,后来又看了很多次。

《三国演义》中的桃源三结义,应该算是“兄弟情义”的最高标准吧?但即便是在《三国演义》中,“兄弟情义”也要服从“君臣大义”——张飞在古城,听说关羽叛降了曹操,挺起丈八蛇矛劈面便刺,哪里还管他是什么二哥?把“兄弟情义”、“哥们义气”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只有当下的主流文艺界!

二是余宏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他的“人生导师”薛建白攀上35军军长何健,做了何健的参议,余宏奎则想借薛建白的关系实现自己的野心:“我见到薛建白先生了,他现在是35军的大官了!”“在军部工作嘛,气派大,知道的事情也多,要钱嘛有钱,要前程嘛有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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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浪淘沙》中,余宏奎的参加革命与叛变,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从存在决定意识的角度来看,文艺作品中“兄弟情义”压倒“革命原则”,根本原因是在晚近三十多年的现实生活中,革命价值日渐隳沉,革命原则甚至被背叛。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时,一个健康的文艺界,本来应该谴责这种背叛,以此来警醒社会,挽救社会,但中国主流文艺界的可恶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不敢谴责背叛,反而加入了这种背叛,转而谴责革命本身,用“江湖义气”做主要的精神资源改写革命历史,以此来论证背叛的合法性。

靳恭绶考上一师之后,星期天在街上闲逛。看到乞丐和卖儿卖女的母亲,不禁恻隐之心大动,遂掏出为数不多的生活费一一施舍出去。这被赵锦章看在眼里,他把靳恭绶约到公园向他借钱:“我有一个妹妹,失学在家;我还有一个弟弟,失业了,生活很困难,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不久前热播的《风筝》,可以概括为是一个“残忍的、无价值的革命如何破坏美好的兄弟情义的故事”;《人间正道是沧桑》,则可以概括为是“一个任性小弟不知好歹的滥用并破坏兄弟情义和同学情谊的故事”。在《亮剑》中,独立团的主要凝聚力来自不是来自革命理想,而是来自对李云龙这位“大哥”尊重与崇拜;在《集结号》里,九连的弟兄们也只认谷子地这位大哥……

深深的佩服那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能够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把复杂的革命道理讲的清清楚楚;也深深的佩服那一代的电影人,他们能够把这一切精彩地在银幕上再现出来。

由于立场截然相反,再加上女同学谢辉的介入,余宏奎对靳恭绶是嫉恨的。所以在争论时才会用挑衅的语气说:“谁敢保证共产党里面就没有杀人犯?”暗讽靳恭绶为报父仇,杀了地主后逃亡在外,被官府通缉,彻底激怒并伤害了靳恭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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