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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妇家的人发现了尸体,巡检夫妇见夕阳西沉

  一个年轻俊美的富商子弟押船载货停泊在江岸,上岸闲逛。岸边一个院落门口,站着一个漂亮少妇。双目流盼多情。少年调情道:“天黑后,我来为你解闷好吗?”少妇含笑着点头。

“不般配”的凶刀

  第二天清晨,少妇家的人发现了尸体,顺着血迹追到江岸。岸上人忙说半夜里一艘商船突然离开,大伙马上告官追捕。那少年被抓获,但死不承认杀人罪..

巡按御史是中央特派的钦差,主要任务是受理官民词讼和考核地方官员,最初设置于洪武年间,在永乐年间从不定期派遣变成制度化。按照相关典制,巡按御史与三司处于平等的地位,“执宾主相见之礼,为平交”,甚至出巡时,三司官员可以骑马而巡按只能骑驴,但是可以想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制度必定走样:巡按御史是皇上直接派遣的,“我为天子代言”,别说只有七品,就算没品,也要见官大一级。到了弘治年间,事实上三司对巡按御史已经只有低声下气的份儿,这一点在李兴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张狗儿刚踏进家门,马上被埋伏的差人抓获归案,依法处决。那个轻浮的商人之子,也因为犯了“夜闯民宅”的罪而被处杖刑。

  那屠夫急着摆手,“这是张狗儿的刀,不是我的。”

明朝行省设置有三个平行的权力机构: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简称“三司”,三司的首脑都是二品或三品的官员,但是他们却十分畏惧一个只有七品的官员——巡按御史。

  三天后,逃跑在外的张狗儿听说案件已经了结,心中暗喜:没什么好害怕啦,回家吧。

就这样,一位性情“躁暴”却敢于仁事的“酷吏”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一大堆懂得和光同尘的大臣继续吃饱了混天黑……东晋西晋,两宋大明,亡国的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至少有一个现象比较具备“同一性”,那就是兵临城下了,朝堂上的衮衮诸公,还是说的比做的人多。

  第二天,屠夫们各自认领好了自己的刀,只有一个屠夫急得团团转,就是找不到自己的刀。刘崇龟笑着问他:“剩下那把,是不是你的?”

《治世馀闻》里写道:“李兴者,河南人,性尤躁暴。巡按陕西,凡三司官进见,令听事吏在于大门高声叫:‘三司官作揖!’门子传说:‘进来!’皂隶齐声喝说:‘进来!’”三司官这才敢进,这哪里还是“平交”,已经完全变成了上下统摄的隶属关系。

  刘崇龟心里发急:不能这么僵下去呀。他忙唤人递上凶刀,仔细察看:呀,原来是一把屠刀。刘崇龟情不自禁大笑道:“众衙役。给我传令,后天要大祭,让全城屠夫一律到府中听令!”

闻讯而来的街坊四邻赶紧报官。巡检一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虽然官职不高,但好歹也是体制内的一级官员,突然遇害,不能不引起案发地县令的重视,初步勘查发现,巡检夫妇的财物并没有丢失,他们素来又没有什么仇人,而被杀时遍布身体的刀伤,显示凶手对他们极端仇视,很像是一起情杀案,但无论巡检本人还是其妻,都已年过半百,在遇害地又没有“相好的”,怎么会有“情”字的纠葛呢?于是,县令将关注的视线集中在了守寡的儿媳和小姑身上。

  刘崇龟听罢,忙令人找出张狗儿住处,火速前往追捕。那人却已闻讯而逃了。

国人自古就不喜欢酷吏,而且把“酷吏”的外延无限扩大,只要严格执法、不徇私情的都是酷吏,反而那些擅长和稀泥的总是能得到上佳的风评。比如反腐,力主对贪污官员剥皮剜心的往往被戳戳点点,反而倒是满嘴“刑不上大夫,不若罚酒三杯”的,能得到“清风明月”的嘉许。《世说新语》满纸的清谈,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一千多年,让很多拿着朝廷俸禄、啜着民脂民膏的为官者都觉得:山就在那里,何苦为难自己……于是披荆斩棘的被当成傻瓜,庸碌无为的被当成智者,成了一条奇特至极的官场逻辑。

  到了那天,众屠夫来了,他又吩咐:“今日天色已晚、都把刀子留在这里。明天再来。”当天晚上,他命令手下用那把行凶的刀换出了其中的一把刀。

两起案件,都是因为奸情导致的谋杀,都曾经让无辜者蒙冤,也都因为办案者通过罪犯的“特征”而锁定真凶。可惜的是刘崇龟因为断案而成一代名臣,李兴却很快成为天牢死囚,这是怎么回事呢?

  哪知天黑后,有一个小偷路过,见院门未关,便偷偷地溜入行窃。少妇瞧见一个人影飘进,误认为那翩翩少年来了,急急匆匆迎上去。盗贼见屋内有人冲出来,便拔刀直刺,扔下刀逃之夭夭。没过多少时间,那少年来到院中。夜色里,他踏在血泊里,“叭”地滑倒在地。他仲手一摸,碰到了尸体,吓得魂飞魄散,拔脚就溜,仓促上船,叫船家马上解缆启航,借着夜色逃走了。

陈洪谟是明代文学家和政治家,他于弘治九年考上进士,从此历任刑部和户部的部曹、知府、参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兵部左侍郎等职,三十六年的宦海经历使他在撰写《治世馀闻》这一部笔记时,以当时人写当时事,活脱脱一个弘治年间的“官场现形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明代笔记中更以“翔实可靠”而著称。有一则发生在陕西的真实大案,便被记录其中。

  刘崇龟接到衙役通报,沉着地笑笑:“如此这般,我不愁这张狗儿不上当。”

李兴断的这起案件,很像《折狱龟鉴》中记录的“刘崇龟换刀”的故事,刘崇龟是唐朝政治家,以足智多谋、擅长折狱而闻名。他在镇守南海时遇到这样一桩案件,有个富二代泊船江岸,见一大户人家的门口,有一美女倚门而立,姿态风骚,富二代上去跟她调情,俩人眉来眼去的,定下了晚上从后门进入私会的约定。等夜深人静,美女听到后门有动静,兴高采烈地上去开门,谁知那是一个盗贼正在撬门,门突然打开,俩人来了个脸对脸,盗贼才不管你颜值高不高,一刀劈下,美人殒命。盗贼刚刚逃去,富二代来了,一脚踩在血泊里,又被尸体绊倒,“闻颈血声未已,觉有人卧地,径走至船,夜解维遁”。谁知他这一路逃跑,染着血的脚印等于是在指路,官府一查哪艘船原来停泊在渡口,马上就发现了“真凶”,将富二代抓捕归案,严刑拷打,富二代宁死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当天下午,狱中提出了一名死罪囚犯。大街小巷,贴满了公告,称杀人的富家少年已认罪,将在当夜处死。这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传遍了各地。

原来李兴在巡按陕西期间,围绕当时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展开“严打”,杀死三十多人,被另外一位巡抚都御史韩文告了御状,《孝宗实录》中记载,孝宗“命锦衣卫官往械兴,至京下狱”,其后“上以兴酷暴”,让刑部议罪,定的是斩首,但英国公张懋率文武大臣上疏,说李兴确系酷吏,杀人太狠,但仔细核实,他杀死的那三十多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凶犯,如果因此将李兴斩首,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岂不是更加肆无忌惮了?弘治皇帝这才皇恩浩荡,“乃减兴死,杖之百,偕妻子戍宾州”。

  唐朝,刘崇龟镇守南海郡(今属广东省)。上任不久,碰上了一桩棘手、古怪的案件。

巡检:一对枉杀的夫妇

一番严讯之后,儿媳招供道:“自从我公公、婆婆、丈夫相继去世后,家中只剩下我和小姑两个人相依为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别看我小姑才刚刚十六岁,却已情窦初开,有一天我俩正在家中的后院散步,忽然见墙外一位少年骑马经过,那少年十分貌美,器宇不凡,我就跟小姑开玩笑说:‘你若能找到这样的夫婿,一辈子就算值得了。’没想到小姑动了心,问我他是谁,我说此人便是家住东门外的杨二官人……至于他们俩后来有没有来往,我就不大清楚了。”

李兴看完案件的卷宗,决定重办此案,县令还来啰嗦,说有司曾经“集女家左右前后四邻四十户共取结状”,四十户联名证实杨二跟那家的小姑确实通奸,李兴拍案大骂:“你猪脑子啊,他俩相会既然总是在黑夜,难道还提前挨家挨户告诉这四十户邻居‘我们今晚又要行奸了’?这种联名的证词连废纸都不如!统统在作伪证,把他们都给我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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