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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陶渊明《饮酒·幽兰生前庭》,陶渊明

——魏晋·陶渊明《饮酒·幽兰生前庭》,陶渊明《饮酒》其十七写的就是卞兰的人生悲剧。鸟尽弓废:卞兰的人生命运 陶渊明《饮酒》诗第十七首发覆 范子烨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前四句是先秦时代就已经流行的俗语,后两句则是汉代大将军韩信的夫子自道。淮阴侯的声声浩叹震撼千古,竟连号称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也与之遥遥嗣响: 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 这首诗的语言平易而淡雅,前四句写幽兰,写萧艾,颇有《离骚》的韵味。汉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而在《离骚》的取兴譬喻系统中,兰的位置是非常突出的: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而与兰相对立的植物形象则是萧艾: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其兰芷等四句,正是陶诗幽兰等四句的文学渊源。幽兰象征着美好的人才。《世说新语言语》第92条: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东晋车骑将军谢玄所说的芝兰与幽兰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但陶诗的意思是说,幽兰虽然生于前庭,飘洒着芬芳的气息,却要等待清风的吹拂,只有在清风偶然吹到的时候,人们才能在萧艾的重重包围中发现它的存在。显然,这里与屈原所说的兰芷蜕变为萧艾还是有所不同的。但屈、陶之所言,都是人才问题,不是一般性的人才问题,而是具有特殊指向的人才的问题。上引《离骚》余以句,王逸注:兰,怀王少弟,司马子兰也。恃,怙也。洪兴祖补注曰:《史记》:秦昭王欲与怀王会,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然则子兰乃怀王少子,顷襄之弟也。羌无句,王逸注:实,诚也。言我以子兰能进贤达能。可怙而进。不意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委厥二句,王逸注:言子兰弃其美质正直之性,随从谄佞,苟欲引於众贤之位,而无进贤之心也。在这里,屈原的笔下的兰代指楚国令尹子兰,而陶渊明这首《饮酒》诗中的兰则代指曹魏的外戚、著名文人卞兰。 陶渊明《饮酒》其十七写的就是卞兰的人生悲剧。 卞兰是魏文帝曹丕的母亲卞太后之弟卞秉之子,卞秉自然也就是曹丕的舅舅。《魏志》卷五《后妃传》: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乡侯,黄初七年进封开阳侯,邑千二百户,为昭烈将军。秉薨,子兰嗣。少有才学,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在建安时代竞争太子之位的角逐中,卞兰是倾向于曹丕的。《魏志后妃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魏书》:东阿王植,太后少子,最爱之。后植犯 法,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车都尉兰持公卿议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儿所作如是,汝还语帝,不可以我故坏国法。及自见帝,不以为言。在这里,卞兰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枪手的角色。曹丕派他带着群卿的公议到卞太后那里指控曹植,其本意是想致曹植于死地,且让母亲无话可说,卞后深知其用心之险恶,所以虽然当着卞兰的面批评了曹植,见到曹丕却绝口不提此事,这样就使其不便发难,从而巧妙地保护了曹植。 卞兰是一个颇有文才的人,但与曹丕相比,已有胡越之隔,与曹植相比,则更是天渊之别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卖弄才学,为曹丕涂脂抹粉。他曾作《赞述太子赋》,对曹丕极尽吹捧、揄扬之能事,如赋序云: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意篇章,览照幽微,才不世出。禀聪叡之绝性,体明达之殊风,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正使圣人复存,犹称善不暇,所不能间也。若游海者难与论水,睹前世者不可为言,然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永,听者欣欣,忘日之夕。赋云:应五百之运期,着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蹈布衣之所难。阐善道而广之,道无深而不测,术无细而不敷。惟凡百之咏德,感恩惠之有余。信清风之休着,非臣下之敢虚。陶诗一连用了两个清风,正渊源于卞氏此赋。又陶诗鸟尽一句,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卷三引魏文帝《煌煌京洛行》:淮阴五刑,鸟尽弓藏。这种情况正是用主人公的话语写主人公的故事。而曹丕读了卞氏此赋,回信说: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 可见卞兰的过分揄扬虽然使曹丕有些难堪,但还是得其欢心的。他又为曹丕作颂曰: 明明太子,既叡且聪。博闻强记,圣思无双。猗猗左右,如虎如龙。八俊在侧,旁无谀凶。富不忘施,尊而益恭。研精书籍,留思异同。建计立议,廓然发蒙。天下延颈,歌颂德音。闻之于古,见之于今。深不可测,高不可寻。创法万载,垂此休风。 所谓休风,也就是赋中所说的清风。他的《许昌宫赋》也是歌颂曹魏功德的作品。卞兰不仅尽忠于魏文帝,对魏明帝曹睿也是忠心耿耿。《魏志卞后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明帝时,兰见外有二难,而帝留意于宫室,常因侍从,数切谏。帝虽不能从,犹纳其诚款。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 所谓外有二难,是指来自吴、蜀两国的威胁和骚扰。在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势下,魏明帝不思进取,大兴土木,一时间怨声载道。出于诚款之心,卞兰不断向明帝进谏。裴松之所引《魏略》又说: 后兰苦酒消渴,时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后渴稍甚,以至于亡。故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杀,其实不然。 所谓消渴就是消渴症,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糖尿病,苦酒消渴是说卞兰的这种病是由于长期饮酒造成的。明帝信巫不信药,卞兰对此不以为然,但君王的美意毕竟不可辜负,可能就是他的这种生硬态度得罪了魏明帝,所以最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卞兰的一生,忠于曹魏,忠于曹丕父子,但结局却是很不幸的。令人回味的是,卞兰曾作《座右铭》一篇: 重阶连栋,必浊汝真。金宝满室,将乱汝神。厚味来殃,艳色危身。求高反坠,务厚更贫。闭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庙之铭,仲尼是遵。审慎汝口,戒无失人。从容顺时,和光同尘。无谓冥漠,人不汝闻。无谓幽冥,处独若群。不为福先,不与祸邻。守玄执素,无乱大伦。常若临深,终始惟纯。 卞兰主张节制个人的物质欲望,保持谨慎的人生态度,做到从容顺时,和光同尘。但就本性而言,卞兰是一个好直言的耿介之士,他并没有履行其《座右铭》所说的那些妙言,由此也就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所以陶渊明说他行行失故路,即偏离了既定的思想道路;反而不如没有这种思想约束,任意而行,这样或许还有一条光明的坦途,所谓任道或能通即指此而言。案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卷三引曹操《苦寒行》:迷惑失故路。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第三引此诗: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则更足以显示行行失故路一句的文学渊源。在陶渊明看来,卞兰既然已经有《座右铭》式的觉悟,就应当考虑全身而退,否则,鸟尽弓废的悲剧是难以避免的。 这首陶诗的思想情调可能与著名诗人颜延之有关。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曰: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这里所说的故人可能就是颜延之。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原因有二:首先,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二人交谊甚深,关系极好。《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文选》卷五十七颜延之《陶征士诔》: 深心追往,远情逐化。自尔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檐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寔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徽音永矣,谁箴余阙。 颜《诔》所记渊明这段话语表示,第一,陶渊明出处仕隐的准则,首先是政治是非,是现实政治是否有道;其次,才是利害和保全性命。第二,渊明对当下刘宋政权的判断,是邦无道。用今语表之,即刘宋政权不具有合法性。第三,渊明以刘宋政权为无道政权,故决不与之合作。第四,在渊明看来,在此无道政治社会,独正者危,是必然的事,因此劝延之应当韬光养晦、明哲保身。陶、颜二人讨论这样的政治问题,足见其相与之深。其次,颜延之擅长书法。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九: 谢朓字符晖,陈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风华黼藻,当时独歩,草书甚有声。草殊流美,薄暮川上,余霞照人,春晩林中,飞花满目。颜延之亦善草书,乃其亚也。 也就是说,颜延之的草书,略逊于谢朓,但其艺术水准已入高品,则是确凿无疑的。所以,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饮酒》诗序所说的抄写陶诗的故人非颜延之莫属。因此,陶渊明描写卞兰,实际上是劝说颜延之要善于明哲保身、急流勇退。其实这种思想已经见于《饮酒》二十首其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本诗达人二句与第十七首的觉悟二句,意思完全相同。所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是说人世的荣耀和衰败都是不确定的,总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颜、谢二人彼此亲历、共同知晓的。《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东陵侯的种瓜与卞兰的亡没,都是由盛转衰的典型例证。 《饮酒》其十七的人生主题是凝重而深刻的。通过对这首诗的破解,我们发现陶渊明很善于借助政治的法眼去观照历史人物,很善于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书写人的不幸,对历史罪恶的揭露与对生命悲剧的表现,昭示了陶诗的一种别样风采,也袒露了陶渊明那悲天悯人的博大襟怀。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士、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与世长辞,走完了他七十六年的生命历程。

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魏晋·陶渊明《饮酒·幽兰生前庭》

  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南山就是今天江西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如今山下还有陶渊明墓,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饮酒·幽兰生前庭

魏晋: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汉族,东晋浔阳柴桑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

陶渊明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宋代·汪藻《点绛唇·新月娟娟》

点绛唇·新月娟娟

不见跳鱼翻曲港,湖边特地经过。萧萧疏雨乱风荷。微云吹散,凉月堕平波。白酒一杯还径醉,归来散发婆娑。无人能唱采莲歌。小轩欹枕,檐影挂星河。——宋代·叶梦得《临江仙·与客湖上饮归》

临江仙·与客湖上饮归

杨柳阴中驻彩旌。芰荷香里劝金觥。小词流入管弦声。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雨条烟叶系人情。——宋代·晏殊《浣溪沙·杨柳阴中驻彩旌》

浣溪沙·杨柳阴中驻彩旌

宋代:晏殊

杨柳阴中驻彩旌。芰荷香里劝金觥。小词流入管弦声。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雨条烟叶系人情。14夏天,写景,抒情,饮酒,离别

  远在京城建康的颜延之得到他的死讯,为他写下了《陶征士诔》,给了他一个“靖节”的谥号。颜延之在诔文中褒扬了陶渊明一生的品格和气节,认为他有“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是一个“廉深简契,贞夷粹温”的旷世大儒;有“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是一个“畏荣好古,薄身厚志”的绝代隐士。称赞他“道不偶物,弃官从好”,当年毅然决然地从“世霸虚礼,州壤推风”的污浊世道险恶仕途中抽身退步,“赋诗归来,高蹈独善”,过着“爵同下士,禄等上农”的贫寒生活,却“人否其忧,子然其命”, 乐天旷达,安之若素。隐居后的生活日渐困顿,“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他不向贫穷困苦低头,一次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和官吏们的延请,“隐约就闲,迁延辞聘”,终生坚守清操高义。后半生恶病缠身,他 “药剂弗尝,祷祀非恤”,不仅不热衷于延医问药,而且自作挽歌,自写祭文,“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乐观坦然地面对死亡。死后“省讣却赙,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葬礼简单朴素,抵制了当时浮华奢靡的厚葬风气。陶渊明的一生,实在无愧于“靖节”二字!

  颜延之在诔文中虽然称赞了陶渊明的坦荡人格和铮铮气节,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却没有充分肯定,只说了“文取旨达”四个字。他与谢灵运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名冠一时,当然自认为诗文在陶渊明之上,不可能正确评价陶渊明的文学价值。

  文学史上通常将魏晋南朝作为一个时期来研究,实际上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期。魏晋诗歌上承汉诗,诗风是朴素的;而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的古朴,开始追求声色。正如清代诗评家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稳,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睟语》)陶渊明是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属于阮籍、左思等老一辈诗人的行列;而谢灵运颜延之则开创了南朝“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的新风,属于沈约、谢朓等新一代诗人的队伍。风格的不同也使颜延之带上了有色眼镜,无法真正理解陶渊明。陶渊明虽与颜延之是至交好友,但没有一首题送给颜延之的诗流传下来,可能也是因为诗风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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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写诗重在抒情言志,而谢灵运之后的南朝诗人,写诗重在描景状物。陶渊明的语言“质而实绮”,在平淡醇美的诗句中蕴涵着炽热的情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无论是松菊还是归鸟,都象征暗喻着诗人的自我;而南朝诗人只是用精细雕琢的笔调来描写山光水色,单纯追求诗句的表现力和修辞技巧,“绮”而实“质”,缺乏象征和隐喻。陶渊明的诗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反映他的世界观,而是在更高层次上表现他对宇宙人生的认识,是探求人生的奥秘和意义,认真思索和实践的结晶;而南朝诗人要么像孙绰那样写一些“淡乎寡味”、流于空洞说教的“玄言诗”,要么像谢灵运那样只知道穷形尽相地勾勒描绘山水草木,缺乏形而上的思考和感悟。这些“富艳难踪”的南朝诗人,自然而然地对陶渊明朴素闲雅的诗风心存芥蒂,使得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在整个南朝时期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

  陶渊明死后六十多年,梁朝的沈约修《宋书》,单独为谢灵运列传,并在他的传后附上一篇长论,论述了先秦至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把谢灵运推上了南朝文坛的领袖地位;而将陶渊明的传记归入隐逸类,虽然引用了他的《归去来兮辞》等诗文,但对他的文学成就,几乎只字未提,在那篇论述文学发展历史的长文里,甚至没有提到陶渊明的名字。在他看来,陶渊明用单纯朴素的笔调写的那些农家诗,是“枯槁”不入流的。与他一样看待陶渊明还有刘勰,他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巨著,体大思精,评论了从先秦到梁代的众多作家和作品,惟独对陶渊明只字未提完全忘却。

  沈约在《陶潜传》里有一个主观曲解,他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其实陶渊明在晋亡之前的诗作也多是只题甲子不题年月,他对晋朝无疑有忠心和感情,晋宋易代后也确实更加坚定了再不出仕的决心,但把陶渊明对整个趋膻逐臭的官场和蝇营狗苟的世道的愤怒,局限到仅仅对刘宋王朝的不满和对东晋小朝廷的忠心,则是井蛙之见。

  钟嵘的《诗品》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特色有了比较具体的评价,称他“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肯定了他的语言、立意、表达方式及其文风与人格的统一,甚至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但钟嵘却要为他的田园诗辩护,说“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岂直为田家语乎?”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鼻祖,田园诗本来是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钟嵘却要专门为他辩护,可见南朝时期没有人发现陶渊明开创田园诗这一崭新的诗歌体裁的伟大意义,所以钟嵘只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虽然最先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但在《诗品》中只将他列为“中品”,放在陆机、潘岳、张协、谢灵运等人之下,更有甚者,他竟信口雌黄地说陶渊明“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田园诗是陶渊明的独创,在他之前只有《诗经》的“国风”中有几首农事诗,陶渊明有所借鉴,但他的田园诗中那种隐士的潇洒与闲淡,绝不同于《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呼号。陶渊明的行役诗也可以追溯到《诗经》中《东山》、《何草不黄》等篇章,但更借鉴了曹操《苦寒行》、王粲《从军诗》、潘岳《河阳县作》等名作。他的咏史诗显然借鉴了左思的《咏史》,但也参考了王粲、曹植、阮瑀、张协等人的诗作,决不只是源于左思一人。他的赠答诗中四言诗多出于王粲,而五言诗则可追溯到汉末魏晋许多诗人。陶渊明的诗作中咏怀诗占很大比重,其中借鉴《古诗十九首》的诗句俯拾皆是,借鉴其他“古诗”的诗句也很多,四言诗中借鉴《诗经》的句子也不少。更要指出的是,他的咏怀诗与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有很深的师承关系,在感情内涵、语言风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陶渊明也借鉴了曹植揭露官场阴森可怕、社会腐朽黑暗的作品中的许多诗句。他的《归去来兮辞》,有些句子明显脱胎于《楚辞》……应该说,陶渊明既有自己独创的风格,也有博采众家之长,加以融汇贯通的胸襟。应璩的诗质木枯干,仅限于空洞的说教,根本不能望陶诗的项背,钟嵘说陶渊明源出于他,实在是管窥蠡测张冠李戴。

  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亲自替他编集、作序、作传。《陶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专集的第一部,意义十分重大。他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也称赞他的人品,“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认为只要读了他的诗文,“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怯,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不必旁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化”。但萧统编《昭明文选》的时候,却只选录了陶渊明的八首诗,数量远远少于谢灵运,说明萧统并未摆脱南朝文人对陶渊明的固有偏见。他还认为陶渊明的“白璧微瑕”是“《闲情》一赋”,更是充满了迂腐的道学气。

  南朝时期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虽然得不到承认,但陶渊明的作品已经流传开来并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宋朝的鲍照已经有了《学陶彭泽体》:“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樽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生,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稍后的江淹也有《拟陶征君田居》:“种田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倚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而到了隋唐时期,一批大诗人都初步意识到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对他的评价也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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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随着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推崇和赞扬陶渊明其人其诗文的人陡然多了起来。初唐的王绩是位田园诗人,他的许多诗作有很明显的模仿借鉴陶渊明的痕迹。他像陶渊明一样多次退隐田园,也像陶渊明一样以琴酒自娱,其《醉后》诗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尝春酒》云:“野觞浮郑酌,山酒漉陶巾。但令千日醉,何惜两三春。”

  盛唐的王维是山水田园诗人,在艺术上对陶渊明多有借鉴,他的有些诗句,就是从陶诗中化解出来的。如“松风吹解带”(《酬张少府》)化自陶诗“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和郭主簿》),“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迪秀才》)化自“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他的《渭川闲居》等诗,也很明显地模仿陶渊明的诗风,体现了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情。王维早年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行为大加责难:“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生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与魏居士书》)他站在庸俗士大夫的立场,对陶渊明不肯折腰事权贵而抛禄弃官、贫贱饥寒在所不惜的骨气予以冷嘲热讽,恰好暴露了自身忍辱偷安、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当然无损于陶渊明的崇高。他的《偶然作》诗中说:“陶潜应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尝有人送否?”语带讽刺和调侃。他的《桃源行》把桃花源描绘成仙境,根本违反了陶渊明的原意。直到晚年他在政治上失意、转而过上半官半隐的生活后,才开始对陶渊明的归隐流露出景仰之情,在《送六舅归陆浑》中道:“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在《口号又示裴迪》中云:“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说了一些要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的话。

  和王维同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则对陶渊明十分崇拜,他在《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中写道:“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在《九日怀襄阳》中道:“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陶渊明的那些清新优美的田园诗作,也成了他写田园诗的灵感源泉。他的田园诗也像陶渊明一样,往往采用白描手法,不刻画不雕琢,浑然而就,意境自呈。如在《寻梅道士》诗中云:“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我来从所好,停策汉阴多。重以观鱼乐,因之鼓枻歌。崔徐迹未朽,千载揖清波。”很接近陶诗的风格。

  李白对陶渊明的为人和诗作追慕不已,在《戏赠郑溧阳》中评价道:“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在《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向笑有此赠》中曰:“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时到彭泽,狂歌陶令前。”他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极端蔑视权贵的人生态度,与陶渊明一脉相承。他的诗作中明确提到陶渊明的有二十多处,是魏晋人物中最多的,如“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心。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赠临洺县令皓弟》)“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酒,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九日登山》)他也反复提到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如“成功解相访,溪水桃花源。”(《赠别从甥高五》)“桃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秋夕书怀》)但他并不能完全理解陶渊明终老故里不复出仕的行为:“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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