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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林先生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有名的作家,首

林斤澜先生去了。 我感到了悲伤,但更多的却是惆怅。那个我们曾经如此真挚地投入了我们的感情、迷恋文字的魔力、探索文学的未知空间、发现现代汉语的新的可能性的时代,那个我们度过了青春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已经如此之远了。而林斤澜先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驱者和开拓者,也是在那个时代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人。斯人已逝,但过化存神,他的创造精神和温厚性格仍然在给予我们启迪和教益。对于我来说,林先生其实是那个文学的狂飙时代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个精神的坐标。 今天的年轻人不太了解林先生和他的写作了,也不会知道当年他对于我们的意义了。林先生当年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当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他的精神和作品属于那个时代,却超越了那个时代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林先生本人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在丰富了自己时代的文学的同时,也给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学特殊的精神遗产。对于林先生来说,他的写作是执著的和坚定的,他的探索和对于人性的体察是深入的,但同时他从来都是寂寞的,包括在他最“红”的80年代,其实他的写作还是偏于一隅,是真正“小众”的。喜爱他的作品的人从来就不是多数,他也不可能获得公众性的名声和影响,但他却靠着自己并不多的短篇小说,为我们和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留下了自己的见证。 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知道林先生的时候,是由于他1978年发表的一篇相当长的短篇小说《竹》,这部小说当时还由电影学院的教授汪岁寒先生改编成了电影,名字也叫《竹》。在当时这部根本没有受到过关注的电影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试验的。我那时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这部作品用书信体写成,整个小说就是一个下乡到母亲曾经战斗过的南方竹乡的女儿和母亲的通信。情节不脱当年“伤痕文学”潮流,但其文笔和对水乡竹林的描写还是可以看出作家的情怀和表现力。这里的“竹”被作者写得格外有神采和风致,文笔也有林先生特有的高度凝练和对于文字的考究。有一段写竹子开花就是死亡的段落,到今天还让我记忆深刻。其实林先生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但他真正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在《竹》之后写出的。90年代中叶,我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编一部《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在1978年第一届短篇小说评奖落选小说中惟一选了这篇《竹》,不是为了它的故事,而是为了那一片“竹”和那独特的文笔。 此后,整个80年代林先生都和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一样进入了他们创作的“盛期”。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样在应该是创造力最强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没有充分展露自己创作才华的机会,他们都是到了将近60岁的时候才显露了才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理解。林先生1981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头像》,写的就是才华被埋没的痛苦和经过了长期压抑后的喷发。这篇小说当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一并获奖,开了“新时期”文学的新路径。林先生关于温州家乡的“矮凳桥”故事和具有极为深沉寓意的“十年十癔”系列都是80年代文学的最重要、也最坚实的收获之一,今天再读仍然并不过时,无论独特的文笔和意象,或是立意和思考,都应和了时代同时又超越了时代。 初次和林先生见面的人,会觉得林先生是个“好好先生”,人情练达,对于世道人心有深刻的理解,为人圆融。汪曾祺先生有一篇写林先生的文章,题目就叫《林斤澜!哈哈哈哈……》,这四个“哈”让人印象深刻。其实林先生是外圆内方,他的个性和思考都有强烈和执著的一面。汪先生的文章就点出了林先生的这一面:“斤澜平时似很温和,总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这种风度其实是古典的,也是一种圆润而坚硬的“玉”的风格,但林先生又是现代的。他对于小说艺术的思考也是非常强烈的。他不断地尝试小说文体的新的可能性,尝试给予小说新的生命,在这方面他是异常执著的。所以,他对于西方来的新理论非常感兴趣,也相当熟悉。他多次和我谈起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等等,也谈过诸如约翰·巴思、冯尼格特、罗布-格里耶这样的作家,他对于这一切丝毫也没有隔膜和厌倦。比起许许多多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他对于新事物敏感得多,也开放得多。这其实不是“趋时”,而是通过对于小说的不断追求达到对于世界不断的新的发现,在这时,他总会和许多新的事物劈面相对,总是要深入到这些事物的深处去探究它内在的奥秘。我那时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热衷时髦理论的年轻人,但林先生和我谈得来,他对于新的理论有深入而独特的理解,往往能够从感受中悟到新理论的精髓所在。而林先生从小说写作里悟出的理论,其实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让我知道,理论和现实不间断地对话才会有阐释的力量。林先生自己也写对于小说的思考,那些文章其实有极高的理论性,也有非常通达的见识。 我想,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汪先生和林先生可谓“双峰并峙”。如果说汪先生打开了“抒情”的路径,而林先生则打开了“象征”的路径。两个文坛前辈其实接上了中国现代小说被中断了的传统。汪先生是感性而抒情的,林先生却是沉思而象征的。汪先生的文笔随性冲淡,林先生却是炼字炼句,每一句都有耐人咀嚼的深厚意味。林先生其实是最大限度地开掘现代汉语表达能力的人。他在小说中所做的如同写诗,短小却意象纷披,境界深远。“十年十癔”里面的那些诡异的形象、怪诞的故事其实都是将短篇小说的力度和强度推向极限的作品,这些作品里的“黑色幽默”确实是现代主义的,但它的文笔却接近传统。情景好像是中国的笔记小说式的,但其内涵却充满了内在的“现代”的紧张和吊诡。刘心武先生曾经说林先生的小说是“怪味豆”,正是道出了林先生为旁人不可企及的妙处。他在80年代那个中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为小说的艺术和中国人对于人性的体察提供了独特的参照,也为当时的年轻写作者开辟了道路,8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一直持续的“实验小说”的潮流,林先生实开其端。 历来喜欢龚自珍的绝句,其中有一首纪念他的前辈同乡诗人宋大樽的绝句,可以表达我此时的心境:忽作泠然水瑟鸣,梅花四壁梦魂清。杭州几席乡前辈,灵鬼灵山独此声。 林斤澜先生安息。

赵本夫发表获奖感言时,展示了他和汪曾祺先生的合影。追忆了自己曾经和汪先生同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林斤澜和刘绍棠的提议下拜汪先生为师的场景。汪先生的低调和从容指引了他的写作理念和处世态度。赵本夫举家迁居南京时,汪先生特地画了一幅画送与他,并提了一首诗:“人来人往桃叶渡,风停风起莫愁湖。相逢屠狗勿相讶,依旧当年赵本夫。”他说:“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期望。南京是个衣锦繁华之地,不管人来人往,风停风起,要守住自己的本色,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可以说,汪曾祺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么多年,从他生前的为人处世和文学作品中,我感受最深的其实就是两个字:从容。在汪先生那里,从容是修为,是定力,是境界。”

5月20日,由《小说选刊》杂志社、辽宁省作家协会、大连汉风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在大连颁奖。

附录:授奖辞和作家获奖感言

其实林先生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是有名的作家,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相关链接

张悦然在获奖感言中提到《大乔小乔》对她的特殊意义,是她患难与共的病友,当时她做了一个腿部的手术,三个月不能动。“做完手术从医院回到家,我就开始动笔写那个小说。最初打算写成一个短篇,但是长久不出门,就失去了时间概念,今天是星期几变得不重要,白天和晚上也没什么区别,小说也因此失去了奔向结局的意愿。我记得有好几天,我一直在和大乔小乔这对姐妹放风筝。可能不是她俩想放风筝,而是我自己想放,因为当时春天来了,我看到窗外的玉兰花都开了。小说毫不节制地写了下去,写到五万字还不想结尾。因为把它写完了,第二天我就没事可干,只能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我变得非常依赖它,依赖每天增加的字数给我提供微弱的时间感,依赖故事里那对姐妹和命运的斗争为我提供生命的活力。疾病确实可以影响作家的文体,它帮我创作出了写作生涯里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中篇不是照相机采撷的瞬间,它是一段岁月,然而相较长篇又要求写作者更为专注。我怀疑自己以前没写过中篇,是因为一直无法做到那么专注。”

莫言的获奖感言中深情回忆了和汪曾祺先生的交往。他说道:“汪先生是我们的文学前辈,我们这一代作家都跟他有或多或少的交往,都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做人的和创作小说的知识。我大概在三十多年前,曾经在军艺文学系的课堂上亲耳聆听过他的讲课,记得当时他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这句话的含义非常丰富,我也经常把这几个字书写在大纸上。汪先生的谦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先生的博学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汪先生对小说风格的探索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所以我想我获得了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等于多了一个我缅怀汪先生的机会,也等于我获得了一个更加深刻地来学习和继承汪先生为我们开辟的类型化的具有鲜明风格的写作的机会。向评委们表示感谢,向读者们表示感谢。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汪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么多的非常杰出的作品,对他的不断地重新阅读是我们要经常温习的文学功课。汪先生是短篇小说大师,一篇《受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中尚有诸多清规戒律时另唱别调,令人耳目一新。其后模仿者甚多,但得其神髓者甚少。盖因欲作散淡之文,应先做散淡之人,而遍视当时文坛,能具汪先生那般散淡心态者,确也寥寥无几。汪先生的散淡当然不是故作的姿态,他的散淡来自曾经沧海,来自彻悟人生,来自司空见惯。但汪先生并不是绝念红尘的老僧,他的那颗童心蓬勃跳动着,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天真和浪漫。这样一种老与嫩,动与静,山与水的融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独家气象。”

《小说选刊》杂志社负责人、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评委会副主任王干宣读“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获奖作家作品名单:长篇小说奖得主赵本夫,获奖作品《天漏邑》;中篇小说奖得主王安忆、张悦然,获奖作品分别是《向西,向西,向南》和《大乔小乔》;短篇小说奖得主莫言、樊健军、双雪涛,获奖作品分别是《天下太平》《穿白衬衫的抹香鲸》《北方化为乌有》;微小说作家奖得主是蔡中锋。

王安忆的获奖感言也提到了1987年大家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游艇上,拥着汪先生问着问那。“我们问短篇小说是什么?回答说,就是将必要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又问,长篇小说是什么,汪老回答,就是把不必要说的话说出来。可不是吗!汪曾祺老一生写下无数短篇小说,却未涉猎长篇,就是说,他都是在说必说不可的话。今天,获奖的《向西,向西,向南》是一个中篇,正介乎于必说与不必说的话之间,不知道汪曾祺会不会喜欢?”王安忆还特别强调了汪先生让她学习民间的北方语言,因为民间生活最是生动活泼。

年轻作家双雪涛这几年的小说创作颇为引人注目,他对短篇小说有深刻的认知,他认为:“想把小说写得完整,完整包括很多方面,世界的自洽,语言的平整,结构的均衡,韵律的舒适,因为短篇小说字数有限,所以如果经过反复修改,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完整,但是这种完整,有时候就如同景德镇的现代瓷器,光溜溜得没啥意思,甚至连不完整的地方也是想过的,也是完整的一部分。这是我感觉短篇小说不好写的原因,面积小,不易腾挪,所以力求精细,不要废话,因此也就容易变成一件精美局促的东西。”所以,他特别推崇海明威、卡佛和汪先生的胸中之气,不会因为雕琢而伤了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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