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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克斯黑帮组织找借口寻衅惹祸,大连打黑是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发动大型舆论工具到处宣扬、全力鼓噪“重庆没有黑社会”“重庆打黑是黑打”的李庄们!歪曲造谣仍改变不了真实的历史!

近期重庆掀起了一股“打黑风暴”,警方摧毁了14个主要黑社会组织,抓捕黑恶成员1544人。那么,这些黑恶势力是怎么形成的?在历史上,重庆有黑恶势力吗?

重庆的未来是美好的,但在现实的道路上,却有许多羁绊,拉扯着整个重庆的发展停滞不前,或是向后退。特别是重庆的黑社会组织,已经由原来街头的打打杀杀开始向国家行政权力机关渗透,将重庆地区的社会治安、经济环境搞得乌烟瘴气。重庆如果要发展,必须施以重拳清除这些社会阴暗处的毒瘤,让光明的火种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让正义、秩序在重庆各基层繁衍生根。

2009年初开始,在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带领下,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主持下,重庆市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黑唱红”运动,将许多盘踞在重庆多年的黑社会头目批捕入狱。一时间,被黑社会搞得乌烟瘴气的重庆社会秩序,如同7月的雨后街道一样,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感觉……打黑之余,我们也需要反思,为什么黑社会现在越来越猖獗,而贪腐官员会与黑社会分子勾结得越来越紧密,社会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乾隆后期啯噜分两支

2008年11月3日,重庆黑社会组织找借口寻衅滋事,发动主城区近8000辆出租车停止运营,公然向政府叫板。

本书讲述了文强和以文强为“保护伞”的黎强、龚刚模、陈明亮、王天伦等多个重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团伙杀人、抢劫、绑架、故意伤害、组织并容留卖淫、开设赌场、非法拘禁、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过程。全书以文强贪腐并包庇黑社会组织为主线,重点讲述主要黑社会组织成员由发迹到覆灭的全过程,从中揭示了存在于重庆黑社会组织内部的经济利益链条。

200多年前的清朝雍正时期,四川的黑社会就已经很猖獗。他们有严密的组织、神秘的仪式、严格的戒约,他们的贩卖私盐、走私鸦片、占码头、抢劫勒赎……。清朝雍乾年间,四川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名叫“啯噜”,是以结拜弟兄方式结成的武装集团。

很多重庆市民早上出来上班时,发现在渝北区、渝中区、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区、江北区等基本都见不到出租车。重庆机场、火车站等重要场所都没有出租车运营,黑社会组织的猖獗几乎瘫痪了重庆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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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后半期,四川的啯噜分为两支:一支主要活动于川东北老林地区,一支活动在川江上游沿岸的重庆、夔州一带。川江重庆至夔州一段及其沿岸地区活动的啯噜,以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伙。大多以年长者为首,故称其首领为“长年儿”或“老大”。啯噜组织内部的日常事务,如分给饭食、角钱、赃物等,皆由“长年儿”或 “老大”负责。但有的是由“强梁”者为首,并非年长者。

早在11月3日出租车罢运前一周,黑社会组织就已经通过传单、网络、车载电台等形式将“11月3日要罢运”的消息传达给承包车主和司机。

作者: 尹锋出版: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0年4月1日出版

啯噜内部分为“红线”与“黑线”。凡白日行窃者,称为“红线”;黑夜行窃,则称为“黑线”。啯噜的首伙姓名、排行,皆经常变化,连籍贯也各不固定。且一人数名,皆非真实姓名,这主要为了对付官府之搜捕。被捕者于审讯时,皆另捏姓名,使官员难辨真伪。这一支啯噜中,许多成员皆来自川江木帆船上之水手。他们加入啯噜,从事抢劫,大多为生活所迫。水手们的劳动十分艰苦,生活也极贫困。

有部分出租车司机并不买黑社会的账,当天早上依然出车拉客,但是迎接他们的是黑社会人员在街上砸他们的车,硬性把车里的乘客拉出车。没有办法,这部分本来没有准备参与闹事的出租车司机也被拉下水。

本文选自尹锋着《重庆打黑》

从啯噜的组织和活动情况来看,它是由下层穷苦人民,主要是流入四川的外省游民及本省穷苦无告之人和川江上失业水手、纤夫所组成。其特点是拥有武装,是一种以抢劫为生的武装团伙。

重庆市公运集团出租汽车公司一位黄姓司机师傅说,他早晨驾驶出租车出去后,发现沙坪坝区杨公桥一带有人砸车,被迫返回公司停车地点。“许多出租车司机并不想罢工,只是担心被砸车,不敢开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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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当时重庆主城区和郊区你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壮观场面,在主城区,你看不到一辆出租车,但是在郊区你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出租车停放在一起。在乡间小道、在江边、在大桥底下,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百辆出租车停在那里,出租车司机三三两两围在一起抽烟、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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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四川主要黑社会组织叫“哥老会”。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个难解之谜。目前学术界对哥老会起源的结论,大体上有两种说法,即郑成功创立说和啯噜演化说。但啯噜演化说占据了主流地位。其时,当川江上的穷苦水手、纤夫加入啯噜以后,由于受到当局的查拿,便沿川江顺流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等省。由于与沿途各地秘密结社组织的接触,逐渐从移民的武装集团向秘密会党转化,而逐渐发展为哥老会,在四川又称为“袍哥”,在长江中下游则称为“红帮”。

让人奇怪的是,黑社会组织何以有这么大的发动能力,能够在一夜之间瘫痪掉重庆的交通?为什么重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于事前就已经广泛传播开的要罢工信息反映迟钝,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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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且是在道咸年间秘密社会大融合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是在天地会、边钱会和青莲教的影响下,促成了啯噜向哥老会的演化。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黑社会组织在他们黑势力伞的保护下,竟然扛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发动所谓的“罢工”,公然践踏正常的社会秩序。如果是正常的民意表达,我们无意责难,我国的宪法赋予人民集会、游行的权力,但事实证明,这次所谓的“罢工”不过是黑社会分子黎强和他黑团伙发动的一次肆意扰乱正当社会秩序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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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曾国藩创办湘军后不久,就出现了哥老会的名称。1858曾国藩草拟的湘军营规中,曾提到“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黑社会组织提出的“罢工”理由可谓是“义正词严”: 一是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对黑车整治不力,导致黑车泛滥;二是运价低,起步价才5元;三是出租汽车公司对挂靠的个体出租车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平均每辆出租车每月收取管理费七八千元;四是出租车有时在主城区加气难。

本文精彩内容选段——

左宗棠在招募、训练楚军时也在《行军五禁》中规定“严禁军营结拜哥老会。”他在一件奏片中也说,“近年江、楚之间,游勇成群,往往歃血会盟,结拜哥老会,又号江湖会。臣于咸丰十年成军时,严禁各营不准收用此等游勇,并谕禁勇丁不许蹈此匪习,犯者立正军法。”

在黑社会分子黎强和他的黑家庭成员被捕后,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当时的事实是怎么样的。

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重庆的一些中低阶层百姓,为了生计,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到经济领域,从事各种小生意。到20世纪末,重庆的黑社会组织已基本成型,其盈利模式也较为简单。以王渝男、王平“二王”为代表的重庆黑社会草创时代,伴随着重庆经济起步而发展。其盈利模式简单而相似:开设赌场兼放高利贷,隶属“黄、赌、毒”初级阶段。但随着王渝男被判处无期徒刑、王平被通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终结。

当然,哥老会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在被发现之前,肯定已经存在。从哥老会内部秘籍《海底》的内容判断,大约在道光末年,哥老会已经初步形成。

2008年11月2日,黎强指示何永红召集公司旗下出租车分公司开会,传达11月3日全市出租汽车将集体停运的消息,并要求主力黑团伙成员为出租车罢运提供串联机会和场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庆黑社会组织的经济形态开始升级,并逐步向建筑、运输、民间金融、基建和娱乐等领域渗透。黑老大们通过暴力来获得金钱,通过金钱来继续着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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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渝强出租汽车公司参与了停运,部分车主和驾驶员还对正常营运的出租车进行打砸抢。

在中国经济和重庆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时间到了2007年,重庆的黑社会已经逐步脱离了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在积聚财富的同时,黑社会寻求“政治庇护”,渗入政界,披上了代表、委员等政治光环,成功控制主要经济命脉;二是在金融业中,黑金牵扯越来越深,乃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重庆黑社会发展的线路图上,“放水”一直是其赖以生存的方式。

哥老会为了显示其组织的权威性和神秘性,规定了许多复杂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开山堂与开香堂。开山堂意思是“占山落草”、“插旗造反”,仿效梁山泊聚义。开山立堂是哥老会新组织——山堂成立的标志,也是哥老会内最隆重的仪式,其程序在不同时间、地点也有所差异。开香堂,就是为新加入者举行的入会仪式。

当晚,政府宣布二十时将会恢复营运,并在人民广场上组织恢复营运的仪式,当时黎强也去了开协调会。由于出租车方要求每辆车都配一个警察才肯复工,复运计划最后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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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老会为了维护内部的团结,规范成员的行为方式,保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协调各山堂的行动,各山堂都订立了严格的帮规、帮纪。其内容因时因地而略有不同,各种帮会著作的记载也各有差别。

恢复营运计划失败后,薄熙来书记当机立断,直接和部分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公司负责人对话。

1.船夫与抱团文化

根据刘师亮《汉留全史》的记载,四川哥老会的对内规制有十条三要及十款十要。“十条”:第一父母要尽孝,尊敬长上第二条,第三莫以大欺小,兄宽弟忍第四条,第五乡邻要和好,敬让谦恭第六条,第七常把忠诚抱,行仁尚义第八条,第九上下宜分晓,谨言慎行第十条。“三要”:若逢弟媳和兄嫂,俯首潜心莫乱瞧。一见妇女休调笑,犹如姊妹是同胞。寡妇尼姑最紧要,宣淫好色要挨刀。“十款”:一不许前后把衣扎,二不许帽子戴歪斜,三不许跷脚把腿挂,四不许口内乱开花,五不许当堂把架打,六不许估扯与胡拉,七不许谈言无上下,八不许吵闹肆喧哗,九不许裁瓜或逗坝,十不许灭股并卞娃。“十要”:一要孝悌和忠信,二要久远讲交情,三要礼义为根本,四要廉心且实行,五要谦和与诚信,六要仁爱并和平,七要处世多端正,八要品节允详明,九要视财如土粪,十要做事秉良心。

在一次座谈会上,当薄熙来刚刚谈到他对重庆出租车行业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的时候,黎强就站起来打断了薄熙来的话,趾高气扬地说:“薄书记,你来重庆的时间很短,不了解重庆的情况,我来给你讲讲”。当时的场面颇为尴尬。

重庆开展打黑行动,并不意味着中国只有重庆有黑社会,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类似的社会现象,只是重庆的问题更为显着罢了。三峡移民导致的流民现象,重庆历来的帮会文化,加上社会公平秩序的缺失以及官员监管制度缺位,诸多因素共同造成了重庆黑社会格外猖獗。

黎强老婆伍树芹很可能是“11.3”出租车罢运事件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渝强实业曾派出租车分公司经理刘朝富等组织人员,以砸车的方式阻止车主上街营运,黎强的黑团伙成员来有刚和黎德明也都曾参与以砸车方式阻止车主上街运营。甚至还有出租车司机保留了当时渝强实业组织者的指挥短信。

重庆是一个反差很大的城市,这里有着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嘉陵江和长江在重庆交汇,每当初夏仲秋,碧绿的嘉陵江水与褐黄色的长江水激流撞击,漩涡滚滚,清浊分明,形成“夹马水”风景,其势如野马分鬃,十分壮观。右侧长江溶嘉陵江水后,声势益发浩荡,穿三峡,通江汉,一泻千里,成为长江上游的“黄金水段”。

黎强是如何控制他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们参与黑社会“罢工”的呢?对于愿意捧场参加上访、闹事的车主及司机,黎强往往给油费、出场费等补贴,甚至出事了还有误工费,打伤了人赔偿还有单位报销。

自古,重庆的长江水道就是许多底层百姓讨生活的场地。因为水道曲折弯绕,船队在长江或嘉陵江上行走,必须要有人力在前面拉纤绳,因此,许多社会底层农民、无业者自发地在长江边上聚集,希望能够得到雇主的青睐。这些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在艰难险滩上卖苦力,但是这口饭也并不是那么好吃的,这里是一个需要依靠暴力、规则生存的世界。

在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这些潜伏在政府内部的黑社会保护伞落网之后,人们才知道为什么黎强这些黑社会能够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大规模组织黑社会成员发难政府。

长江水道上那些依靠人力前行的大木船、大货船,需要的人力少则五六人,多则二三十乃至四十人,这些人下水要拼命划,上岸要拼命拉纤。大江急流,波涛汹涌,这帮船工、纤夫们要不使劲,不拼命,这船就拉不上去,就过不了险滩和暗礁。他们过每一个滩,每一个礁,都要拿出浑身的力气来打拼。

摘自尹峰着《重庆打黑》

几十个人在一条船上划,节奏必须高度一致,拉纤过礁,只要一个人的节奏和大家不合拍,或者拉纤的方向稍稍有点不一致,那么这个力就白费了,就把团队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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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得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哪一个人在里面偷懒或不听指挥,都会遭到全体船工的鞭打、痛骂,甚至把你扔到江里去。说起来很野蛮,但确实是团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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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没有文化的人来说,靠说道理是无法驾驭的,简单粗暴的作风,逐渐培养出船夫们的团队意识和暴力意识。有工作干时,船夫们的精力都被发泄在枯燥单调的工作中,但如果遇上战乱或者工作难以维持生计时,这些船夫们就会自发形成一个个小团伙。个别品质有问题的组织就逐渐成为当地的恶霸、黑社会组织,打家劫舍,或者霸占某个赚钱的生意行当,以此来获得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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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不但是一个水城,而且是一个山城,城市里山路崎岖不平,一些没有工作的农民来到城市里,聚集在一起,自发形成了棒棒军,这些棒棒军依靠自己的苦力帮人挑东西生存,但是他们在城市里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因此也依靠各种关系自发结成不同的帮派,比如依靠血缘、地缘等,不同的帮派之间为了生意也往往以暴力形式来抢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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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地域特点造就了当地特有的性格,如果说成都人是阴柔的话,那么重庆人就可以称得上是阳刚,重庆人的“鲠直”非常出名,现代人说这个词一般是“耿直”。“鲠直”是重庆码头文化的延续,“鲠”者忠诚,既忠且直。重庆还有一句“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意思是道路坎坷,蹒跚学步时就要爬坡上坎,所以重庆人能打拼、擅与自然搏斗,而且吃苦耐劳。

以上种种都在说明一个问题,重庆这个地方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就是“火爆、热情、混乱”,重庆人脾气火暴,但也非常的热情,另一方面,因为重庆是一个山城,夏天高空的气流无法对流,天气异常闷热。重庆人可以称得上是西南地区的东北人,有的时候,双方可能言语不和,就会动手打架,当地人这种文化特征和脾性,也容易使他们依赖于暴力解决问题。

2.流民和秘密组织

当重庆人的文化基因混合了社会问题,就会使黑社会组织滋生。在重庆的历史上,最容易产生黑社会的时期是流民大规模出现的时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3000年的历史中,频繁出现战乱,受此影响,没有活路的百姓们就自然地聚集在某种信仰或者组织规则下面,逐渐形成了黑社会,一些黑社会组织由此做大,有的甚至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比如大夏国。而20世纪末,中国伟大的世纪工程三峡大坝的开建,导致数十万重庆当地人迁徙到全国各个地方。一时间,原来数百年形成的宗法社会、血缘、亲缘关系一下都断裂了,人们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感到不安全,又开始逐步地聚集在一起,甚至有的回流到重庆,但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这些家园已经被淹没,被迫迁徙的重庆人,再返回故乡的时候,他们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反而成为法律上的外地人,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来谋生,为了重新生活,他们需要在底层社会中找到生活的路径,而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力气。

另外,中国正在不断进行的城镇化进程,使大量农村人口逐渐脱离了土地,开始流向城市,同时因为中国特有的社会问题,这些大量进城的农民大多只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活动,为了争夺这些体力工作,往往需要依靠拳头和暴力来击退竞争对手,他们只认实力。

农村流民和城市的中底层群体如果结合起来,就会在城市里自发形成很多的暴力组织,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样的案例,古代城镇牟利性的黑社会结社大多与农村游民密切勾结起来,小则成为一个个帮会势力,大则成为推翻当时政府的主导力量。

中国古代在经济上是小农经济,社会组织上是行政控制与宗法制度,行政控制相对较弱,但宗法网络比较强。人的血缘关系依靠土地融合在一起,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亲缘、职缘、地缘关系全部都在他那一小块土地上。中国古代社会中人口是最活跃的因素,太平时代,增长极快。人口增长,土地是个常数,必然有一些人从土地上被剥离出来。脱离了那块土地,也就脱离了相处了多年的亲缘、职缘、地缘等关系,变成身无所属的游民。流动起来的游民是古代社会最难控制的人口,很让统治者头疼。

明朝初年对人口流动的控制非常紧。明太祖朱元璋本人就是游民出身,但他对游民现象却深恶痛绝。从明朝建国一开始,就对人口流动实行控制政策,离开家乡都得要开路条,只有商人才允许在百里之内行动,但也不能走得太远。

限制老百姓流动的政策,对社会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明朝施行的分封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加剧。皇亲国戚、宗室勋贵霸占土地,建立庄园,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为生存而流亡。明朝建立之初的五六十年,就有大批流民流亡四方。明正德年间,流动人口就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这些流动人口中的许多人成为活跃在中小城市的游民。游民在城镇里,弱者被人践踏,强者则成为犯罪分子。

游民中的强者组织起来,不仅平民百姓心战胆寒,就是官吏也怵他三分。

大中城市是皇权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如果游民闹得不大,官府视为癣疥之疾时还能容忍,一旦成为心腹之患,必会全力打压,真正秘密结社很难在大中城市长期存在。因此秘密会社大多生存和活跃于一些新型的小市镇。

新型小市镇是人口激增、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产物。这些小市镇在明清时期是吸附从农村流离出人口的大户,因此也聚集了大量的游民。这种小市镇也是皇权专制统治较为薄弱的地方,一些秘密结社在这些地区活动是不奇怪的。

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是游民,他们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还是谋生并追求享乐生活。大部分帮会主要做的是两件事:一个“文差事”,一个“武差事”。“文差事”是做局诈骗,“武差事”就是抢,都是弄钱。这些事情跟政治实际没什么关系。

这样的组织一般被称为黑社会。它实际上做了很多危害普通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这样的组织是处在最底层的、带有暴力性的团体。

重庆和四川地区的流民社会是当地一个显着的标志。自南宋以来,重庆商贸码头的历史绵延近千年,60%的居民都靠着码头吃饭,爬坡上坎、肩扛背挑。这是靠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比起一般的城市,重庆更具有抱团意识和人情味。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重庆是抗战的大后方,当时陪都重庆中央机构林立,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员大多腐化堕落,精神萎靡不振,极度需要利用赌博来获取心理刺激。当时,达官贵人聚居的歌乐山、山洞等处,一些官太太邀约结伙,公馆别墅里整夜麻将声不断。旧社会中国官场恶习的遗毒被很多官员奉为官场生存的法宝。

当腐败堕落的官员、家属与袍哥组织勾结起来后,各种乌七八糟的社会勾当便在重庆各阶层社会中滋生,最普遍的生意就是黄赌毒。

后来到文革时期,重庆大武斗也是全国规模最大、最残酷的,飞机、坦克、炮艇、高射机枪、重机枪全用上了,埋葬死难者的红卫兵墓至今犹存,当地民风之彪悍可见一斑。

3.袍哥和哥老会

在流民中形成的黑社会组织有很多,四川、重庆一带最为着名的就是所谓的“袍哥”组织,这也是重庆打黑中一些强调帮规的黑社会组织的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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