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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桂兰当年任清华大学学生宿舍楼长,建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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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工作,3万个孩子 | 她是清华园里的“王妈妈”

  在房里几个小时,建军啥都没干,酒也没喝,只是抱着那姑娘聊天,说自己算是为自己活了一回,值了。

在中年失去相濡以沫的伴侣,不止悲哀与痛苦,而是你所努力建立的生活秩序重新成为蛮荒,你所期望的意义和归属,失去具体的寄托。我们和几位中年丧偶人士聊了聊,想知道在最需要支撑的中年阶段,失去伴侣究竟意味着什么?

清华园里第一位以楼长身份被同学们选出的人大代表

来源:“清华大学小研在身边”微信公众号 潘瑞浩 林诗韵


她今年78岁,在清华工作了近40年,当了16年楼长,是30000余名清华学子“园子里的妈妈”。

她说自己是“这个园子里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她说“每个清华的学生都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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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桂兰当年任清华大学学生宿舍楼长香港学生没地住,住我家

上世纪70年代,清华已经接受香港等地学生前来求学,但囿于政策和条件的限制,还不能为这部分同学提供宿舍。

那时候王桂兰还在清华的农业社工作,就住在园子的农田边。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伙子在路边哭,便去询问情况。小伙子说自己是香港来的学生,目前没地方住。王桂兰一听心就软了,咋能让孩子没地方住啊!王桂兰跟他说:“我家就在这边上,家里孩子还小,你要是不嫌弃就来我们家,睡我们炕上。”这位学生喜出望外,第二天就住进了王桂兰的家里。直到后来学校帮助其解决宿舍的一年多时间里,王桂兰没有收这位同学一分钱。

“大概是缘分吧,机缘巧合第一次管清华的孩子。谁能想到几年后就把我调去当楼长了,这一管就管了16年。”王桂兰感慨道。

学生们都叫她“妈妈”

从6号楼,12号楼,再到1号楼,2号楼,王桂兰自己都记不清当过多少个楼的楼长了,“园子里宿舍那一片我都走遍了,现在带我进来,走到这一片谁也不用领我,地图像印在心里一样,每条小路我都非常熟悉。”

王桂兰在1号楼待得最久,对全楼2000多人几乎如数家珍。王桂兰把每一个学生当成自家孩子对待,叫孩子们起床、给他们收拾宿舍、帮他们修补棉被。“早上五点多我就出门了,早早就来楼里转转,想着这帮孩子们,总也睡不踏实。七点多我就看还有没起的,就去叫孩子们起床,有些年级高的,就直接掀被子,像叫自己家孩子似的。”

白天,王桂兰就在楼里转,打扫卫生,四处修修补补。“那时候就和保洁一起,楼里也没几个垃圾桶,孩子们都把垃圾放门口,我就给他们挨个收拾了。有时候保洁不方便进宿舍,我就进去,把他们床底的那些臭袜子什么的都洗了。”有一次王桂兰去四楼查宿,猛然间一拿被子,发现特别沉,“我心想这被子怎么这么沉,孩子晚上睡觉不得压得难受?我打开一看,里面是面子套里子,里子套面子,一床被脏了就套床新的,那棉花都快发霉了,它能不沉吗?”王桂兰把里面的被子挨着拆了洗,洗完又给把被子全都缝好,学生回来看到后感动不已。  

“那时候大多数孩子来清华,是这辈子第一回出村子、出乡里,所以来了之后有很多不适应的。”王桂兰回忆说。1号楼六楼的一个孩子,刚来对环境恐惧,不跟人交流,也不愿出门。王桂兰怕他自己在屋里出事,不放心就跟着他,还陪他去医院开药。后来学生跟王桂兰熟了,走哪都跟着她。慢慢后来他就直接叫王桂兰妈妈。

对王桂兰来说,这样的小事不胜枚举,“我就一片真心对孩子们,孩子们也真心对我,后来就都直接叫我‘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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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桂兰与清华学子们在一起 

自己垫钱带学生看病 

有次周末,王桂兰巡楼时发现有个学生在宿舍发高烧,情况十分严重,而系里的老师又不上班,找不到人带他去医院。那个年代还没执行医保,学生看病治病都是找系里先垫钱。周末系里没人,王桂兰觉得不能拖,她赶紧从家里把自己攒着装修房子的钱拿了出来,装了两袖套,立刻带学生去了医院。

送往医院后,医生说还好送来及时,再晚来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学生的姐姐赶到了北京,见到王妈妈后万分感谢。姐姐对学生说:“以后你在北京也有一个妈妈,你要永远记着她。”此后每年这位同学都要专程来看望王妈妈,“孩子一进门就叫妈,这孩子的姐姐后来到北京读研,也年年来我家看望我。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实在受不起!”王桂兰说。 

跟人学推拿,给摔伤的孩子们按摩

同学们都知道王桂兰还有一项绝活,那就是按摩。“那时候咱们医院的条件有限,医生也少,孩子们都是好动的年纪,经常摔着什么的,然后就上不了课了,孩子们着急啊!我就寻思着,这么多孩子,保不齐什么时候就伤着了。我就去跟人学推拿按摩。我以前整天干农活,手劲大。”有一次,其他楼的同学腿摔伤了,一整天都走不了路,被同学们抬着来找王妈妈。王桂兰看了看情况开始帮忙揉,一直揉了几个小时,同学们下课听说了都聚集来看。最后那位同学慢慢站起来,自己可以走回去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鼓掌。

路还长着,你们就是希望

“那时候,有些学生们一般十点多十一点就睡了,有些用功的会学到半夜的。我就陪着他们,等都熄灯了我再回家去,反正我家那时候也近,就南门外面,差不多每天到家都凌晨以后了。”  

因为走得晚,王桂兰也经常会遇见一些心事重重的同学。看到这样的孩子,王桂兰肯定会去问问怎么了。“一般都是情感问题居多,那时候孩子上了大学才开始谈恋爱,第一回遇见不顺心的时候,经常钻牛角尖,想不开,我就劝他们,陪他们,聊到后半夜,看他们没事了,送他们回了宿舍我也就放心了。”  

有一次,一个姑娘因为感情问题,站在荷塘的石头上。王桂兰过去陪女生聊天,结果说着说着把她逗乐了。王桂兰当时劝她:“你们这些学生以后都是祖国的人才,路还长着呢,你们就是希望啊!”王妈妈一直陪着这个女生回到宿舍后才回家。在清华的6000个日夜里,她已经记不清劝慰了多少孩子,“自己一个人那么远来清华上学,都不容易,我得管他们。”

给孩子们买铜锅涮肉,买推子理发

“刚上大学的孩子们都是青年,胆子大。我有一回就发现他们在宿舍偷偷用小铁盆涮肉吃,这多危险啊,万一烫着或者起了火可了不得。”王桂兰用给他们收拾垃圾卖废品换来的钱去买了个铜锅,在天台找个空地,让孩子们以后涮肉都来找她借铜锅到指定的地方去涮肉吃。”不仅仅是铜锅,王妈妈还用卖废品的钱给楼里添置了打气筒、理发用的推子等等。“那时候哪舍得理个发,但是也不能让它一直长,多难受啊。我就去买了个推子,逢年过节之类的,我就给孩子们挨个推头,回趟家得精精神神的。”

就想选你,你能代表我们

正是因为王桂兰无悔的付出和无私的爱,她被清华的同学们选为1990年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一开始都不知道,同学们就把我提名为人大代表了。那时候都是学生出代表,研究生也有代表,选了我就占了一个学生的名额。后来孩子们跟我说,‘王妈妈,我们就想选你,你能代表我们!’”

王桂兰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曾提出“改善大学生宿舍生活条件”“改善大学澡堂条件”等与同学生活息息相关的提案。“你们现在都可以楼里洗澡了吧?那时候的大澡堂冬天还漏风,可把孩子们冻坏了,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啊!”回忆起当年自己的提案,王桂兰非常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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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兰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孩子们给我的太多,我受不起

“楼里的孩子们每年都要走一批,大都一起生活了四五年,真舍不得啊!可送着送着,有一天却要他们来送我走了。”1995年,王桂兰正式退休。临走时,楼里的学生为王桂兰送上签名幅、纪念册,表达对她的感谢和祝福。

退休后的王桂兰一开始住在清华大学南门外,每年来看望她的孩子数不胜数。“孩子们来了还都带着东西,还有直接留下钱的。有从美国回来还专程来看望我的。你说咱们做啥了能受得起人家这么大的恩情?我就和家里商议搬家,搬了一回,还是有很多孩子打听到住的地方。我受不起孩子们对我这么好啊,于是又搬了一次家。从那往后,来的孩子们才渐渐少了。其实啊,偶尔看见电视里他们都很好,都成为祖国的人才了,我就很高兴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楼长,这个平凡的岗位让王桂兰演绎出最不平凡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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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桂兰退休后收到学生们的贺卡

编后记

当我们与王桂兰近三个小时的采访快要结束时,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突然对我们说:“咱们清华的学生啊,都是国家的人才,都要越来越好。我还常能梦见那时候的学生,他们牢记着学习,使劲学习,没别的心思,就是学习。早上六七点钟,哗啦啦得都出门学习去,没课的也去自习去;晚上回来洗把脸继续看书,关了灯了还有拿手电筒看的,真的是拼命学!现在咱们条件好了,宿舍里啥都有了,不知道你们现在学得怎么样?习主席说的那个梦啊,你们要记得。我们都老了,不中用了。那个梦啊,就都靠你们了。”

我们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老人的嘱托。我们的清华107岁生日将近,回望曾从这个园子里走向祖国各地的师兄师姐,回望他们用数十年心血建设的这个国家,面向未来的我们不知会不会有一份无愧前人、不负自己的答卷。  107岁的清华正芳华。

愿107岁时的你我不负清华,不负芳华。

编辑:赵姝婧 审核:襄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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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承 49岁

  我和建军都很熟悉小月河附近的街区。我们上大学时,住在那里的人就鱼龙混杂:各个房产中介的销售员,推着小车卖煎饼果子的外省中年女人,孤注一掷考研的穷学生,失足妇女,跑黑车的肥腻中年男人,办证的,卖药的,职业骗子,写诗的吉他手,装残疾要钱的乞丐。那里有许多烤冷面、烧烤、火锅、串儿,各种添加剂和女人身上廉价香水的味道,混合着青春荷尔蒙的气息。

妻子走后,我才理解爱与死亡的意义

  小月河旁边是农业大学,建军说,那天他一个人醉醺醺地走过学校,腿飘着,看着宿舍和教学楼依然灯火通明,突然就想起了我们的大学时光,他还听到操场传来喊声,就像当年我们那样的肆无忌惮,渴望释放。

30岁那年秋天,妻子突然开始发烧,她手脚发烫,说话都没力气。在县医院打了五天退烧针还没好转,我赶紧收拾行李,连夜带她去了市里的医院。

  建军的老家在贵州一个小山村,那里的盘山公路,夏天下雨时常被冲断,冬天则有危险的凝冻,地面结起光滑的冰,车过不得,人也不敢轻易走上去。小山村本就是个封闭的世界,到了冬天就更与世隔绝,关于野人和巫术的传说在深邃的山谷中四处飘散。

一阵检查下来,医生悄悄把我叫到一边说:“回家准备钱吧,病人就留在医院,你现在带她回去,她活不过三天。”

  在建军五岁那年,父亲去镇上赶集,给他带回一双胶鞋,从此建军才再不用光着脚在村子里乱跑;也是在那一年,县里调来一位年轻的县长,乡人们都传说,年纪轻轻就当上县长,就是因为读了大学;还是在那一年,小村子出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建军从电视上知道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幼稚的建军总是缠着母亲问:他怎么才能当县长,怎么才能考上大学,怎么才能去北京?母亲只是告诉他,你要好好读书。从此,母亲这句唠叨就没有停过。

妻子得了急性淋巴白血病,那时日本电视剧《血疑》正风靡全国,山口百惠饰演的女主因为生化辐射患上了白血病,我想不通这病怎么会落到妻子身上。

  建军从小学到初中,从未滑出过学校前三名,初中毕业后他成了村子里的第一个高中生。上了高中后他依然像以前那样起早贪黑,但是高中老师却评价说:论刻苦,建军无人能及,只是悟性差了些。第一次高考,建军落榜,第二次的成绩还凑合,但建军一心想去北京,其他地方的学校根本不考虑。可外地考北京分数高,他一次次地落榜。

拿了家里所有现金回到医院,医生叮嘱我:“你想好了再治,我从医二十年,没见一个得这病的人活下来,治到最后你人财两空。”我听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前几天还跟我聊天说笑的人,马上就要消失了吗?

  作为一个大龄高中生,建军逐渐从村里的骄傲变成村里的笑话,大人们会“教育”家里想上高中的小孩们说:上高中有什么用,又考不上大学。有人拿建军开玩笑,趁他路过时远远地问:“小军这是第几年了?快赶上抗战了吧!”

妻子见我回来,笑眯眯地问女儿在家怎么样。我不敢抬头看她,她还没过25岁生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停止。

  第七次落榜时,建军的父母也耐不住了,一天吃过晚饭,父子坐在昏黄的堂屋里沉默着,父亲把手里的烟猛吸几下,终于开了口,委婉地劝建军:“其实考不上也好,早点儿进社会。”这个朴实的农民尽量用委婉的词语,连“挣钱”这样的字眼儿都没用。建军听后闷了好一阵,终于憋着口气说:“再让我考一次吧,这次考不上我就不想这事了!”

我没告诉她病情,独自和医生定了治疗方案。化疗的第三天,她昏死过去,我在病房外吓得大哭,她醒来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她刚刚只是睡了一会,我怎么会哭成这样。

  建军第八次参加高考是在2003年,那年的数学题很难,他答题时手抖得厉害,卷子交上去,他心里就觉得一切都完了,接下来的几科都是硬撑着考下来。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时,建军整个人都是恍惚的,连怎么回家都忘记了。

化疗的副作用很快显现,她总看着掉下的头发发呆。我知道她爱美,安慰她头发掉了还会再长出来,她听了只是笑着点点头,叫我去买顶好看的假发。那段时间,朋友来看她,她会戴上假发,强撑着和人聊天,等朋友走后,才摘下假发,倒在床上轻声地哼几下。

  然而填报志愿时,建军仍然义无反顾地填了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疗程结束后,医生通知我们回去养病。回家后,妻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每天照常打点生意,做家务,闲下来就抱着孩子到邻居、朋友家串门。她以前最不喜欢和人闲聊,我觉得奇怪,看她兴致勃勃,便没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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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花光了家里的钱,我想趁最后的时间多陪陪她,可又不得不在外面奔波凑钱。结婚时手里不宽裕,没能给她买礼物,那天我卖了车,买回一个金戒指送她做生日礼物,戒指在她细细的手指上晃来晃去,看她一脸开心,我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建军以为已经没有希望考上大学,便兑现了跟父亲的承诺,当年暑假他就在县城一家化工厂找了工作,做一些最简单的体力活。

三个月后,她再次发病,全身都在出血,胳膊变得紫红,医生也束手无策。我每天躲在楼梯间抽两包烟,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没有输血的钱,只能叫医生抽我的血输给她,勉强维持着她的生命。

  他没想到的是,那一年的高考题整体偏难,全国分数都低,他也低估了自己的实力。

撑到第六天,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亲戚把我叫醒说有人来探望。她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大骂,责怪亲戚不该把我叫醒。结婚四年,那是我第一次见她骂人,等她情绪平复下来,我让所有人都出去,跟她坦白了病情。

  人大的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直接送到家里的,建军父亲拿到通知书,当即丢下所有事情,迈开腿就朝县里赶,走了一整天的山路,刚进县里的化肥厂就高声喊儿子的名字,呼喊着“通知书来咯!”建军出来后乍一听还不敢相信,急忙夺过装帧精美的通知书,看上面赫然印着他“张建军”的名字,录取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

她靠在枕头上静静地听完,笑盈盈地看着我说:“我早就知道了。上次出院时,你去办手续,我在床垫下面翻出了诊断书。我和朋友说好了,他们会帮忙照顾孩子。不能再陪你了,你好好活着,不要怕,我没关系的。”

  建军挥着拳头,用贵州粗话高喊着:“日你家屋头勒,老子终于考上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听完这番话的,她冲我眨了下眼睛,轻轻地躺下了。第二天晚上,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咽气,她握着我的手没再留下一句话。

  整个村庄都沸腾了,每天来建军家里道贺的人络绎不绝,送米送鸡蛋送红包,在偏远之地的乡民心里,人大是一所跟“当官”有着亲缘关系的学校,建军考上那里,人们也颇有一些鸡犬升天的憧憬。那个从小就问母亲如何可以当上县长的少年,朝他的梦想迈出了一大步。动身去北京报到时,村长派了一辆拖拉机直接送建军去县城,村民们夹道欢送。

处理完后事,我回家收拾她的遗物,发现她把那枚金戒指改做成手链,放在了孩子的衣服兜里。

  在喧哗的呼声中,建军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在北京混出个样儿来。

作者图 | 妻子的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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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再看那条手链,抱着她的衣服睡了两天两夜。

  2003年的北京金秋,气象万新,我这个皮肤黝黑的同寝新同学,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都处在兴奋的情绪中,他去了天安门,逛了故宫,又登长城,乐得一塌糊涂。

梦里又回到恋爱时,我每天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接她下班。她家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每次送她回去,她总带着我在迷宫一样的胡同里绕来绕去,怕我知道她家住址,贸然找过去。每次分开,她都站在路口跟我说:“回去吧,我看着你走。”

  建军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他的抠门。新同学拉近关系,难免聚餐吃喝,第一次我们宿舍聚餐,AA制,每人大约五十元,吃完后建军心疼得不行,从此以后再聚餐,他都不参加了。他变得跟大家越来越疏离:上大学之前,建军没碰过电脑,同学打游戏他也掺和不进来,建军也没有什么特长,乐器不会,运动热情不高,社团活动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他连普通话都说不好,聊天时情商经常不在线,跟大家聊天,说着说着,要么掰了,要么冷场,像是一个天然的话题终结者,一个木讷、踏实,不会油嘴滑舌的上进青年。

只是那次醒来前,她对我说的是:“那这次你看着我走吧。”

  读了人大就可以当县长,这种天真的幻想建军也早就破除了,有次聊天他提到这事儿,笑得我差气。进入大二以后建军成绩下滑得厉害,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兼职打工,发传单、贴小广告、当家教、在台球厅看场子、在肯德基做钟点工,能赚钱的事,他全都干。

李枫 38岁

  本来,按照建军的条件,他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这样家里和他自己的压力都会小很多,可他就是不肯,死要面子,怕别人看不起,说要靠自己把学费给挣出来。我劝他说,也许你这样会得不偿失,应该放下那些偏执的自尊心,看得长远些。辅导员也找过建军,劝他不要做那么多兼职,现在还是学生,应该先把学习做好,这才是长远之计。建军听了只是笑笑:他停不下来的,他像一个剑走偏锋的唐吉柯德,勤奋得相当顽固。

当丧偶式婚姻,变成丧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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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认识时,我29岁,在农村被看作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建军岁数比我们都大,长得还显老,一见女生说话就不利索。

那年秋天家里盖房子,我从工厂请假回来给工人们做饭。他是干瓦匠活的小工,长得干净、清瘦,看上去就和其他工人不一样,吃饭时也不争不抢,默默坐在桌子一角,吃着眼前的菜。

  他爱上了一个江西姑娘,那女孩儿我见过,长得清纯可爱。他告诉我说,第一次见到她像触电一样呆住了。尽管建军性格颟顸,但大家同住一个宿舍,时间久了,关系也近了。卧谈会时,建军透露了自己心思,我们当然都是不嫌事大,极力怂恿他:追!

我有意和他接近,经常在他身边转悠,其他工人看到了直起哄,他红着脸不多说什么。工期结束后,他主动约我见面,牵起我的手。

  建军追女生简直像追尾:我们建议他从送早餐开始,他就六点钟起床,买了早餐给别人打电话,结果女生都还没睡醒,一开始,女生接了他东西,后来就直接将手机调成静音了;又说要送鲜花,他便花了血本,买来二十几朵玫瑰,人家一看就吓得跑了;说女生喜欢男生强势一些,可以直接表白,建军就大张旗鼓地拿了个扩音器,站在楼下冲女生宿舍嚎叫,结果直接被保安轰走;他晚上给那女生打电话,对方不接他就以为别人出了什么事,守在女生宿舍楼下,等了一整晚,打了八十几个电话,第二天早上腿站得木了,一瘸一拐地走回来。

我没有再回工厂,在附近镇上找了个收银员的工作,很快我们开始谈婚论嫁,一切顺利的让我不敢想象。

  到大学毕业,建军也没成功,那女生离开北京回家乡,一年之后相亲结婚,婚礼现场建军也去了,他随了一个很大的红包。

我本以为这次算是找对了人,直到结婚后我才发现,他有酗酒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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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他只在晚上喝两杯白酒,我心疼他干体力活辛苦,不多说什么。他看我没有反应,便越喝越多,就连早上都会喝的醉醺醺。每次喝完酒就瞪着两只眼睛,好像谁也不认识了。

  毕业后,建军成绩不好,出不了国也读不了研,又嫌公务员工资太低,他穷太久了,只想赶紧挣钱,就签了北京的一家公司。毕业时的散伙饭,他倒是来了的。

我气得回了娘家,他立马追来道歉,坦白酗酒是早就落下的毛病。他儿时母亲去世,后妈欺负他,父亲也不管,他只能靠喝酒逃避痛苦。我一听就心软了,母亲又劝了我几句,我便跟他回了家。

  建军刚进第一家公司时,是每天去得最早的。他会先把办公室的卫生打扫一遍,给领导和同事们准备一杯热水,平时做事,别人喊一声,不会有半个不字,领导要是喝多为了,背、抬、扛,更是任劳任怨,时间晚了,又要自己剜心窝,打车回家。

消停了没几个月,他又开始没日没夜地喝,甚至还把白酒灌到矿泉水瓶里,随身带着。喝多了就把工作一扔,随时随地都能睡着。

  刚毕业那会儿,建军还借宿在读研的师兄宿舍里,每天上下班要挤两个多小时公交,有天挤得他想吐,赶紧歇斯底里地喊停公交车,冲出车门就呕在路边草丛里。后来研究生师兄毕业,建军想省钱,租了地下室,记得有次我们几个同学去找他玩,那个狭小的屋子实在装不下我几个人,有两个同学都站到床上去了,躬着腰说话,最后实在无奈,找了家川菜馆解决。

母亲劝我说男人都这样,好不容易结婚了就忍一忍,等有了孩子他就收敛了。我心里怕有了孩子,他还是老样子,却又隐隐期待他做了父亲,会念及自己儿时受的苦,对家庭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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