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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葡新京  陈天平住在呼吸科的对面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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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局长郝仁贵住院的第二天,新局长陈天平也住进了医院。
  郝仁贵是老毛病,每年一到冬季哮喘病就要发作。哮喘病一发作,就让他整夜整夜地咳嗽气短,所以必须到医院呼吸科调养十天半个月。
  陈天平住在呼吸科的对面耳鼻喉科,他是因为鼻腔里长出了息肉,要来做一个小手术。这几天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都是到耳鼻喉科探望病人的。护理郝仁贵的老伴感到奇怪,探出头一看,哎呀,可了不得,来的人他几乎全认识,都是老头子原来局里的人。再一打探,才知道对门住院的是陈天平。
  往年郝仁贵住院期间,病房里每天也是这个样子。可现在,郝仁贵退休了,昔日像狗一样摇头摆尾的下属们,一个人也不再来探望他们的老局长。
  老伴怕老头子心里难受,“砰”地一声把病房的门关死。
  “别瞒我了,听声音我都知道是谁来了医院,人去茶凉,这不是应了那句老话吗?你也太小瞧我了,这点承受能力我还是有的!”郝仁贵嘴里这么说,可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的老局长心里怎么想,谁也猜不透。
  “这是局办马主任。”
  “这是李秘书。”
  “这是计划科刘科长。”
  “这是财务科张科长。”
  “这是后勤科吕副科长。”
  “哎呀,这是刚提拔到副局长位子上的吴达英。”
  “这是司机小吴”
  ……
  郝仁贵的眼似睁非睁,外人看见他昏昏欲睡,对外面的动静却听得很认真。
  “别操闲心了,谁来都与你无关,赶紧闭着眼休息一会吧。”老伴拍打着郝仁贵的肩膀说。
  “你听,这是谁?连远在几十公里的李副所长都来了。”郝仁贵理都没理老伴,猛地一下坐了起来,胳膊上正在输着液体的管子都几乎被拉断。
  夜深了,人静了,郝仁贵不让老伴关灯,一句话不说,两只眼盯着天花板。
  三天后,又是一阵吵吵声,听得出来,是陈天平局长要出院了。前呼后拥,医院的楼道里几乎挤满了人。
  “我听医生说,咱们的老局长也住院了,就在对面。马主任,随便拿几件礼品,代表我,也代表局里的同事去看看老局长吧。对了,小吴你去陪着马主任一起去。”快要走到楼梯出口时,陈天平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回头吩咐起了马主任。
  看着放在床头的几箱子牛奶和饼干罐头,郝仁贵用力撑起了身子,伸出手和马主任握在了一起。他想说什么,嘴唇上下动了几次都没有发出声来。
  老伴拿出纸巾,擦去了郝仁贵眼角即将要掉下来的泪珠。

张洪福老汉病了一个冬天了,每天晚上不住的咳嗽。村里的两个小卫生所他可没有少去,每次那里的大夫都拿个听诊器在他的胸前听一下说声“气管炎”就打起点滴来,先后输了一个月的液也没有怎么见好。老伴见他晚上不住的咳嗽很是着急,趁着吃饭的时候对张洪福说:“老头子,我看你去城里的大医院看看吧,咱们村的那两个小医院可是不行呀。村东头的冯跃进是文化大革命那年头的赤脚医生,村西头的杨德才家的二小子才从卫校毕业几天呀,他们会个啥呀。再有我听村里人说,他们的药都是从私人那里进来的,没准是假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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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福往嘴了扒了两口饭说:“你别听他们瞎吵吵,都是乡里乡亲的还能用假药糊弄人呀,我就是受凉了,没有什么大病,过几天暖和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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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知道张洪福的脾气,憨厚、倔强。他要是认准的理儿那是谁也说不动他。老两口子有一儿一女,姑娘小丽结婚嫁到了离他们这里三十多里路的一个小镇子上,年前生了个胖小子,女婿段志高开了个小五金厂很红火,这下子小丽也成了忙人很少能回趟娘家。儿子前年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老两口子高兴是高兴,但是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的花费可是不小的。张洪福为了这两个孩子在家里养牛、养鸡、没黑没白的在地里干活总算是快有点盼头了,可是他这把老骨头也快累散了架了。从去年的冬天他就有点咳嗽,开始不严重,他也没有往心里去。后来咳痰,痰里有时还带点血丝,而且干活也不如过去有力气了。不过他自己认为这是受凉再加上抽烟的原因,在老伴的催促下到了冯跃进的那个小诊所看了几次总说是气管炎,输点消炎药就好了。可是输了半个月的消炎药也不顶事,后来他又去村子西头杨德才二小子开的小诊所里输了二十多天液也不管用。

把家里事情处理完。老伴也把工作辞掉。我跟老伴又坐上了通往大连的火车,回到瓦房店中心医院。又回到女儿身边。

按照张洪福的老习惯饭碗一推,马上就要抽烟。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他掏出那廉价的“官厅”牌的卷烟叼在嘴上,还没有来得及点火马上就是一阵的咳嗽。老伴急了,上来一把夺过纸烟大声的说:“人家大夫不是不让你抽烟了吗,你这人真没有记性!”

我们又住在医院的SU病房陪护间里。天天等着那短暂的二十分的探视时间。心里盼着那短暂得20分钟,还害怕病房里突然传来传唤家属的广播。有些病人情况不好,就会传唤家属。每次广播传家属的声音响起,我的心里都突突的跳。日子是何等的煎熬啊!家里亲人们都来看女儿,姑姑,姑父,大爷,哥哥,弟弟,姨,舅舅,舅妈。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在外边等着那个短暂的20分钟?有这多亲人关心着女儿,也安慰着我们。女儿的姑父是农业专家,从不会花言巧语,看见女儿在病床上躺着,语重心长的说:可惜姑父不是医学专家。帮不上孩子你一点儿啊!我们听了这真心的话语心里也是暖暖的。

张洪福还想把烟要回来,可是老伴早就把那烟揉成一团扔到地下了。这时他又是一阵急剧的咳嗽。看来真的要去城里看看病了,可是听说去城里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这几年家里的负担太重手头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积蓄,儿子上大学每年最少要一万多块钱,女儿家比自己富裕些可是怎么能向人家张嘴呢,借钱是他张洪福的最难为情的事情。那一年他娶媳妇不久,父母就病了,看病要花钱,加上他结婚盖房子已经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哪里还有钱看病呢。可是孝敬老人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借钱也要给老人治病。他求爷爷告奶奶的到处借钱,可是他嘴笨、憨厚、倔强,不愿看人家的脸色。最后还是他的新媳妇帮他借了些钱。这几年生活好些了,没想到自己这么点小病总也好不了。

在陪护间里也有跟我们一样患难的家属。患难相逢的人们都互相帮助着,互相宽慰着。也就像一个临时的家庭。

“你明天还是去城里的大医院去看看,别担心没钱。”老伴边收拾桌子上的碗筷边说。

女儿一天比一天好转,可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重度昏迷。醒过来的希望很渺茫。可我和老伴都有信心,女儿一定会醒过来。老伴说:我们要有信心老天不会辜负我们的,女儿早晚会醒的。因为女儿的生命特别的顽强。多出的骨折都自己长上了,腹腔里肺部出血自己愈合了伤口。我和老伴非常有信心。我的女儿会慢慢好起来的。人要遇到事情不能往上去看,我们走在马路上,要是看见女儿一样同龄女孩,上下班。逛商场压马路。想起女儿还躺在su病房里。我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安慰自己。想想SU病房里的病人就是我女儿现在一直好转。

“那存折上的钱可是咱家小明的学费,你可是不能动用的。”张洪福最怕孩子的学业受到影响。

我就小声地对老伴说着病房里难友们的遭遇,来安慰着老伴。老伴也装出男人的刚强样子来安慰着我。这时我们真成了一对换难的老夫妻了。我们俩人形影不离,老伴还经常领着我出去透透气。

“我知道,那钱不用动。我今天早晨就合计这事。咱们养的那500只鸡麦收就可以下蛋了,那几头牛到明年就可以卖钱了,你不用担心我们没有钱花。再说咱家小明不是说他放假可以去打工吗?我想再有三个月就要麦收了,我们现在还存着两千五百多斤麦子呢,留那么多也没有用。卖上一千多斤麦子还不够你去城里看趟病吗?”老伴早就胸有成竹了。

在我们一个屋里,有一个姑娘和妈妈陪着因车祸住院的父亲。她们的情况更是不好过,老父亲车祸住院多日,可肇事方一分钱不出。说是就是没钱爱咋滴咋滴。听说姑娘以前是在一家外国企业工作。姑娘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父亲出事就辞去了工作,陪妈妈照顾已经成了植物人的父亲。

澳门新葡新京  陈天平住在呼吸科的对面性病科,来安抚着妻子。张洪福的老伴是个很能干的女人,饭后就和张洪福把那些去年剩下的麦子装了六麻袋,套上家里的驴车把麦子拉到了村子东头面粉加工厂。一过秤是一千一百斤,拿了八百块钱。老伴把钱塞在张洪福手里说:“明天去看病吧。”

SU病房里面天天传出病人治疗费用单子,每个人都长长的一条单子,上面写着当天的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这样高昂的费用是一般人承受不起的。这娘俩天天为钱发愁。姑娘白天睡觉,到了晚上就梳洗打扮。出去时也是唉声叹息,愁眉不展。出去就一夜不归。早晨回来交上住院费,往外打电话都是用日语通话。我们心明镜似的她去干啥了,可我和老伴从不小看这姑娘。还有同情心理。这真是地狱都有十八层啊!我们也是不幸中的人,可比起她们我们还在她们上层啊!

从张洪福的村子到城里有七十多里路,现在的交通很方便。张洪福揣着卖麦子的八百块钱搭乘公共汽车到了城里的中心医院。他还是20多年前因为他母亲有病来过这里。现在的中心医院可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医院了。高达十层的医院大楼显得非常气派。穿过高大的玻璃大门,进入了敞明亮的门诊大厅,头顶上是豪华的大吊灯悬在大厅的上方,脚下是光滑洁净的大理石地面,墙上高大的电子广告牌上红色的字体在缓慢的流动。大厅里来看病的人多的像赶集一样,就连墙边的椅子上也坐满了人。张洪福是第一次到这种场合来,感到一时昏了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看见眼前站这两个肩上挎红带子的护士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就大着胆子问:“大夫,我想看病去哪里呀?”

等女儿过了危险期,“阿里”来人要女儿转到大医院去治疗。来人说:叔叔阿姨,我们上级领导知道了这种情况。让我们告诉你们二老,看到那里治疗好?领导说:去上海,去北京。那里都行。不要怕花钱。我们当时考虑现在女儿受不了颠簸。还是去大连吧,到那里路近省去了路途中的颠簸。来人说:那我们就去医科大学医院,简称(大医)治疗。

一个护士用手一指告诉张洪福说:“去那里排队挂号。”

“阿里”就给联系好床位,女儿领导来接。把女儿用120车送走。我们就又随着女儿去了大连。我们走的时候,那娘俩把我们送出门外。这时我的心酸酸的,这真是风流眼对那风流眼,流泪人对那流泪人。姑娘母亲比我大,我叫她姐姐。我就给了姑娘母亲200元钱说:姐姐你收下吧!这点钱解决不了啥问题,你们娘俩买几顿饭吃吧!这是我们患难的姐妹一点心意吧!她含着眼泪说:妹妹,谢谢!谢谢!我收下。

张洪福顺着护士的手指一看,迎面宽大的玻璃窗上写着“挂号处”三个大字,玻璃窗的下面已经排了好几队人。他明白了这是在城里看病是要挂号的于是就急忙跑到挂号处来排队。也就是抽了一支烟的功夫张洪福终于靠近了挂号处的窗口。透过玻璃他看见挂号员是个三十多岁女人,挂号员问张洪福:“挂哪科?”

我们到了(大医)女儿还是住SU病房。这个医院沒有陪护间,SU病房里还时不时地传唤家属,解决一些事情。我们家属就住在病房外边走廊上。走廊里长天不见阳光,亮着昏暗的灯,也分不出白天黑夜。人真是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呀!有时医院检查安全我们还得把行李搬走,晚上很晚才能睡觉。苦苦地等在病房外边。那里的SU病房还不让探视病人。我们找熟人走个后门儿,才看了一次女儿。那次进去我看女儿两眼睁的大大的看着我们。头发也长起来了,乌黑乌黑的短发。我赶忙上前叫她的名字。可还是没有反应。眼睛睁得大大的,可沒有知觉,你在她眼前摆手她沒有反应。医生说:这个病人还是重度昏迷。醒过来的希望还是不大。可我不信。我跟我老伴说别听他们的。你看女儿的眼睛多有神啊!

张洪福一时说不出应该挂哪科,一着急马上又咳嗽起来。

我们互相鼓励着,也互相安慰着。度过了一个一个的日日夜夜。

“你挂哪科呀?”里面大声的催促着。

大医院的SU病房紧缺住几天,就通知转入别的医院去治疗。我们多方打听说这种病人,大脑里严重缺氧。得做高压氧治疗。我们亲戚在大医上班,她给找专家提了个治疗方案,说现在我女儿得找一家有单氧舱的医院。得马上做高压氧治疗。因为女儿还属于植物人,自己不能坐着吸氧。

张洪福因为咳嗽说不出话,就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脖子。里面的挂号员似乎明白了点儿,“那就挂耳鼻喉科吧,是挂专家号还是普通号?”

在亲戚的帮助下我女儿又转到了,大连大学附新华医院。

张红福好不容易止住咳嗽说:“我看病。”

2018年2月4日

“那就先挂普通号吧,五块钱。”里面的挂号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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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福急忙掏出五块钱地进去。挂号员把一张挂号单飞快的送出来说:“去三楼。下一个。”他还想再进一步问个明白,可是他身后的一只手已经伸到了窗口前,把他给挤出去了。

张洪福晕头转向的在三楼转游了半天,总算是找到了耳鼻喉科的诊室。大夫让张洪福坐在椅子上,问他哪里不舒服。张洪福告诉大夫说是咳嗽,还有点喘。

大夫带上额镜,用纱布裹住张洪福的舌头,然后用喉镜看了看说:“你这喉头没有问题呀,我看你是挂错号了,你应该去呼吸内科去看病。”

“要去呼吸内科?”张洪福傻眼了。

张洪福迷迷糊糊的穿过迷宫一样的走廊。好不容易重新找到了挂号处重新排队挂号。这次他长了心眼儿,先问问了一下身后的一个青年人看咳嗽是不是要看呼吸科。就在他快到挂号窗口的时候,一个中年女人拿着一张报纸问张洪福:“大哥,求你点事情,你认识这个地方吗?”

张洪福接过报纸一看之间上面写着“哮喘治疗中心”的字样。张洪福说不认识。那种年女人叹了口气说:“我咳嗽,气喘,是专门慕名而来的,可我就是找不到这个地方。我听说着报纸上说的是一个治疗咳嗽气喘的一个最好的医院,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可急死人了。”

张洪福告诉那中年女人说自己也是来看病的不认识那个医院。就在这时候一个小伙子走过来他急忙接过报纸一看说:“哦,我知道这个医院,是专门治疗咳嗽、气喘的。离这里不太远,我表姐犯了痨病,在这里花了好多钱也没有看好,到了哮喘治疗中心吃了几付药就好了。收音机里每天晚上都广播他们的消息呢。”

中年女人对小伙子说:“这位兄弟,你带我去看病行吗?”

小伙子摆摆手说:“那可不行,我还有急事呢。”

那中年女人脸上显出为难的样子,他看看张洪福不好意思的说:“大哥,你不也是看咳嗽的的吗?要不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吧,在这里太难了,恐怕等到下午也不一定能够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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