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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平静的水乡

  有人说,小人易得志,魑魅魍魉也有当道时。这话听起来不顺耳,略显刻薄,但又不无道理。
  时间年轮转到“文革”初始阶段,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平静的水乡大地像开春的鱼儿涌动起来,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乔东大队的黄得志见到机会来了,他一蹦三尺高,落回原地后一拍大腿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天助我也!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来了,若不抓住,更待何时?”
  他果断地撂掉了斧头。
  他带领弟兄们臂戴红袖章,来到人群集中的地方,握紧着的拳头举过头顶,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砸烂封帝修!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的兄弟们,也就是他父亲的徒子徒孙们以及他的朋友们,还没弄清楚口号的意思也就跟着高声喊起来。
  这难道就是革命?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由黄得志领导的“猛虎战斗队”成立了!
  地处里下河锅底洼的人们所见的都是些猪狗牛羊,鸡鸭鹅鸽,谁见过豺狼虎豹,哪来的猛虎?有人质疑,能否换个更有意思的名称?他说:“不妥!斧头的‘斧’字与老虎的‘虎’字读音相近,‘猛斧’带有血腥味,‘猛虎’才具有战斗力,催人奋进。‘猛虎’面对一切阶级敌人,所向无敌,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黄得志出身于精细木工之家,据说传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经六代,先辈们个个都是技艺精湛,闻名遐迩的木匠,曾有人参与宫廷修缮。
  每当谈到祖上的手艺时,黄得志就眉飞色舞,越说越来劲儿:“你可以打听打听,我祖上是何等人物?他们的绝活是制作精细家具。每件家具都是美轮美奂。那些浮雕镂空都是栩栩如生,活像真的一般!至于榫卯之类的技术就不用说了,什么地方用滑榫什么地方用直榫,什么地方用斜榫都应用得当。一件家具做好,不管是床椅桌凳,还是屏风挂饰,都不需要用一根钉子。现在你还能见到吗?”被问的人顿时露出敬佩之情。
  黄木匠家自古以来就技艺精湛,服务良好,深受乡邻推崇,所以一年四季总有做不完的活计。人们为能请到黄木匠做家具感到荣耀。所以吸引了很多想学一门手艺的青年投其门下,所以历代黄师傅门徒众多。
  如今黄得志竖起一杆旗帜,那些门徒怎可能不积极响应呢,更何况自己也可以大显身手。因此当他手一挥,很自然地在短时间内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他也就成了该队的队长了。
  三两酒下肚的黄得志经常喟然长叹,我哪该做木匠啊,时不待我,罢、罢、罢!不说了,命运该派如此!
  原来,在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母亲病逝了,本来秋季读高中的计划也就泡汤了。上面两个姐姐已出嫁,下面还有弟妹两个需抚养,现在大厦缺了一角,他责无旁贷帮父亲撑起这个家。他这个黄家第七代木匠继承人,不得不操起斧头跟着父亲与他的弟子们一起学手艺了。识字断文有何用,还不是一样拿斧头?当说到这些的时候,他总会端起酒杯啜口酒,随即轻吟起唐朝罗隐的《自遣》:“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吟毕,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黄得志告别了书房门,曾经做过的上大学当干部的美梦破灭了,但并不因为拿起了斧头就丢掉了书本,空余时间他还是喜欢读书的。尽管起点低了点,可书读多了眼界开阔了,各方面的知识也就积累多了,懂得的东西就比一般人多。他的记忆力很好近乎于过目不忘,许多名诗佳句张口即来。人们都说他学富五车,他倒也不谦让。他不仅记忆力强,更有现学现卖的绝妙办法。准备到那个地方去,就千方百计找到那地方的相关资料恶补一阵;要谈某个历史名人,他就了解此人的生平事迹;要讨论某个作品,他就浏览一下该作品的简介;他有时还强记某首古诗,抽出其中一句考问一下在座的最有学门的人,此句出自何处?所以在一般场合下,他都有话语权。不知情的人真以为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认为在乔东大队乃至乔泽庄他都是了不起的文人,可与顾得发比肩。他知道顾得发的底子厚,所以经常萌生“既生瑜,何生亮”的嫉妒心理。
  当队长,值不得高兴。本大队还有几个战斗队,得把它们招纳到自己的旗下,要用智慧和实力展示自己的能量,让他们口服心服。
  造反组织之间常有冲突,但每次较量“猛虎队”都明显占上风,使得其他队的队员人心涣散,不少队员纷纷借故离队,不久便投到了他的麾下。他再派具有说服能力的人暗中撮和,很快他们就组建成了“乔东造反司令部”,黄得志顺理成章地成了司令。
  司令就是一军之帅,就得发号司令。说的话要有人听,帅位要坐稳坐长,就得树立起个人的威信。为此,他经常带领手下四处串联,向他人学习,通过学习交流,黄得志更加明白了,造反要落实到实处,要有革命的目标;队伍要壮大,就得有人帮着出主意,制定好行动方案,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参谋长很重要。
  正在黄得志急需用人的时候,大队会计刘胜明加入到造反组织里来了。刘胜明为人精明,是个识时务的人,也是个尖酸人。他看到“文革”已成燎原之势便积极向造反组织靠拢,千方百计跟黄得志拉近关系,设法奉承。
  大队会计主动投靠令黄司令十分高兴,这说明斗争的大方向是对的。这时,他不得不考虑了,如何造势,如何服众?怎样才能真正掌握全大队的权力?唯有斗争!但拿谁开刀,第一棒打向谁?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旧文化、旧思想、旧礼教、旧设施都是封建迷信的产物,都必须彻底砸碎砸烂!革命,革谁的命?应该革旧的人际关系、旧的管理体系的命!应该革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不过斗大的馒头,从何处下口?黄得志没了主张。
  刘胜明主动献策:第一炮要打响,要有声有色,能引起震动才有效果!虽不求惊天地,但也要泣鬼神,要让阶级敌人闻风丧胆!这就要选取容易攻克的堡垒。
  刘胜明的一席话说到黄得志的心坎里去了,他高兴地说:“对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要打响第一枪,要打胜第一仗!”
  他眼睛转了几转,右手在后脑勺上挠了挠,作战计划很快在他心中形成!他指示手下即请其他三个大队的造反司令,共商明早的行动。
  经讨论形成的共识,就是军事秘密,任何人不得外传,其他人更不得打听!
  秋天的早晨五点钟天还没大亮。造反司令部的全体成员,每人组织动员了十来个青年,到乔东司令部集合。根据要求,他们分别带了钉耙大锹,锤子斧头以及扁担木棒等。
  一场令小镇人惊悚不已的活动,在黎明时分悄悄地进行。
  五点不到,乔东大队部现已成了红卫兵司令部,屋里屋外已挤满了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各执劳动工具聚在那里。这时,只见黄司令倏地跳到了长板凳上,高声宣布:“为了表明我们革命小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干革命,只争朝夕。经研究决定,我们的第一场战斗:砸烂万福寺!我们乔泽庄的四个司令部的全体领导带领大家一起破四旧!希望每个参战队员积极表现,奋力作战,用实际行动表明我们的赤胆忠心!大家能不能做到?”
  青年们齐呼:“能!能!能!”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大家齐声高呼!
  黄司令见大家的情绪都已被调动起来,便高声发出命令:“出发!”
  一队臂戴红袖章的青年在红旗的指引下冲向了万福寺!
  偌大的寺庙内除了泥塑的木刻的菩萨外,无一个和尚。解放后,所有寺庙里的和尚、尼姑都已还俗回乡,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了,不少人还成了家。所以,这所已有几百年的和尚庙也已名不符实了,只能算是供人参神拜鬼的场所而已。
  热血贲张的青年一到作战地点,立刻甩开膀子大干起来。
  泥菩萨被敲碎,供台、佛桌、神龛被劈,雕梁画栋被斧子锄头斫得面目全非,“万福寺”的牌子也被卸下来劈了!最后他们将木制的菩萨搬到寺庙前的空地上,浇上油点着火烧了。不知谁说句“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跑进庙里将木制品全都投进了火堆里。
  熊熊大火映红了早晨的天空,看着不断窜高的火势,黄得志笑了,他高喊着:“烧吧,烧吧!我们就是要将旧世界彻底烧掉!不破不立!革命要彻底,不可沽名学霸王!”
  就这样,他们将能烧的都烧了,能砸的都砸了,能拿走的都拿走了,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大雄宝殿还耸立在那里,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安详地注视着一群鲁莽的孩子。
  这些青年不是唐吉诃德,他们胜利了!他们怀着胜利者的愉悦心情,带着战利品返回了司令部。
  黄得志发表了总结性讲话:“同志们,战友们!今天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革命行动!这次活动使我们每个同志的思想更加纯洁!革命立场更加坚定!菩萨是什么?是封建统治者为了麻痹、控制我们劳动人民,而制造的一种精神偶像。首先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次是毒害劳动人民的!今天我们破了四旧,标志着我们挣脱了几千年来的精神枷锁。从今天起,一切封建迷信的东西都必须彻底消灭,绝不留情!每个革命战士都要自觉地行动起来,勇做革命的先行者,砸烂一切封建迷信物品,破四旧,立四新!现在大家先各自回家吃早饭,然后还在这里集合。”
  黄司令在家吃早饭,花为民一到就批评道:“你这不是蛮干吗?你怎能带领青年人去破坏共有财产呢?那些东西都是有了年头的古物了,你们把它毁掉,这不是造孽吗?”听了花为民的指责黄得志本想破口大骂,但在家里,父亲也在旁边跟着数落。黄得志不得不压住满腔的怒火,只是在心里骂道你这不识时务的老东西,早晚要收拾你!今天在我家里,先放你一马。他没有骂人,但很严肃地说:“你要充分认识形势,这是革命的需要!希望你不要成为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如果没有别的指教,你,忙去吧!”
  逐客令下了,还能多说啥,老支书花为民忿忿离去!老支书的表现令黄得志极为不满,从此也就埋下了祸根。
  秋阳高照,本该下田的社员们被眼前的一片狼藉景象惊懵了,他们曾听说过乱世毁庙宇,做梦也没想到这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人们愕然。他们围在庙前迟迟不肯离去,七嘴八舌,或高声发表议论,或窃窃私语,很多人脸上都有一种神秘色彩。
  这时不知谁叫了一声:“他们又来了!”
  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齐刷刷的投向了一队红卫兵身上,只见他们排着队伍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的向前走去。
  他们又去什么?站闲的人纷纷猜测,无人能下结论。
  一个长者拉着一干部模样的人轻声问道:“孩子,忙啥呢?”
  “抄家!”回答他的也是轻声,但语气很坚定。
  “抄家?”他不解的重复刚才的回话,目光随他们而去。
  队伍拐了个弯,离开了人们的视线,大家像一群麻雀见到食一样呼啦一声围了上来,急切的问:“他们干什么去?”
  “抄家!”
  “抄家?抄谁的家?”轮到众人不解了,谁犯法了?是做贼了,还是窝藏了坏人?
  “走,看看去!”有人提议道。
  “不下田干活了?会扣工分的。”有人担心。
  “干农活不在乎一时半会,关心革命是头等大事!谁敢扣工分?他活得不耐烦了。革他的命!”这话有道理,大家放了心。
  “对,走,看看去!”人们追上了队伍。
  大队人马首先来到了顾得发家。
  顾家铁将军把门。顾得发在鸭场,婆娘回了娘家,所以家里无人。
  有人提议去把顾得发叫回来,那太慢了,马上有人否定了这种意见。
  顾家过去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土改时被分了家产,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顾得发以前是拿工资的,油水应该挺大的。黄司令有他的想法和办法。他果断地说:“卸下门,搜!”他要立即进去搜查,他相信顾家一定藏有金银财宝,还有大量书籍。
  门打开了,映入大家眼帘的是整洁的简易家具,正常的换洗衣服,干净的地面。搜遍了每个角落连一分硬币都没搜到,书倒有几本,就是看不懂。这太出乎大家预料,他们不禁愤愤的骂道:“这个破落的地主!”
  顾得发刚回来没几年,房子新建没有藏东西的迹象,老婆刚娶也没什么陪嫁,更主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是个戴罪之身,生活极简朴,从不张扬,因此没置什么家私。他家的陈设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拿,更无“四旧”可破,他们很扫兴地离开了。
  既然出动就要有收获,否则将会挫伤战友们的“革命热情”,黄得志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与几个负责人简单交流了几句,便挑选了二十个比较“忠诚的战士”,每两人一组分赴九个受查对象家,监视他们的行动,谨防他们转移财产,另外两人负责联络,传递情报。
  真是神机妙算也!不少成分不好的人,听到抄家的风声后,便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将值钱的东西或藏起来或转移到亲戚家。正当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红卫兵将他们堵在了门口,他们无奈地叹了口气,退回家中。
  有个李姓富农,解放前一心想壮大家业,光宗耀祖,想做个富贵之人。他无其他生财之道,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省吃俭用,攒下钱来买田。他先后买了二十多亩田,结果带上了“富农”的桂冠。他也曾小富过,但就是从来没贵过。后来他常自责,一生中做的最大的错事,就是千方百计省钱买田。有钱后,他也买了些金银首饰,但从不肯家人佩戴,他常教育家人:“肉,要藏在碗底吃,吃到肚子里才是你的。吃肉,不是为了给人看的!”

死了的这个人,双方谁也不认识。经过调查,说这个人是一个林场的职工,家庭出身是地主,加上那时公、检、法都已经被砸烂,没有人管事,也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人到底怎么会死在这个地方的,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紧接着,陈毅、徐向前等一批老革命都受到了批判。彭德怀就更不用讲了,早在1958年庐山会议时就已经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了。听着这些消息,可以说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大为吃惊。这不是说和伟大领袖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都是有问题的了?在“十大元帅”里现在除了林彪,其他的元帅都岌岌可危了。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上一章:文革一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在全南县全南中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势力最大,他们召集了全南县各路主要的造反派头头开会,分配各自的任务,决定凌晨一点统一行动,向全南县的县委、公、检、法夺权。时间一到,各路造反派人马打着各种旗子从全南中学浩浩荡荡出发,挤满了全南县一条二百米多长的街道。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有几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群众跑来找到我和杨志平、魏静奮,张永兴几个副团长,我们都认为他们这样做太不像话,也相当反感,但在这种形势下又不能当面阻止,我想了一下,就走到他们“施刑”的地方,对着几个被斗的当权派下令:“全体立正,立即回去老老实实写深刻的捡查,好好交待!快滚!”这样才把他们这个残酷的“游戏”结束了。过后,我对李金褔和赖信全说:“你们这样搞会弄出人命来的,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受不了这样的体罚”。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场里各单位也成立了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潭口林场有“舍得剐兵团”、工业分场的“五.一六兵团”、岐山林场的“反复辟战斗队”、还有“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等。现在总场党委、各林、分场的党支部都靠边站了。书记、场长都成为了被批斗对象,因为他们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本章:  文革 二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文化大革命运动之火燃烧到了全中国。那时各地的油印小报特别多,都是一些造反派组织刊印的,源头就是北京的红卫兵司令部,这些刊物被不断传阅、翻印。而我们场里的这些小报、传单大都是由赣州传来的。当时,这些油印的小报成为了“文革”中的主要信息来源。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纪录》,与江青密谋后向最高领袖作了汇报。最高领袖严厉地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对这些老同志进行围攻。

  对方不予答复。

1968年10月,八届二中全会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确定林彪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到196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则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在北京的红卫兵已经把刘少奇和王光美揪出来了;彭、罗、陆、杨都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邓小平是这个司令部摇鹅毛扇的军师;刘少奇写过一本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书,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大毒草;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也作为批判的口实,被说成是《猫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当时我曾想过这些油印小报、传单,毕竟是非正规的小道消息,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自1964年第一次在收音机里听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后,就养成了每天早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习惯。相信正规渠道的消息应该不会有差错。可在那个时候却找不到对错。只有絕对地相信。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据说一次在批斗陈毅元帅时,造反派说陈毅是反对伟大领袖的、是反对伟大领袖的革命路线的。陈毅振振有辞地说:“伟大领袖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且说那句话在《毛主席语录》第271页可以找到。那些红卫兵把《毛主席语录》翻了个遍都没有271页。陈毅说你们找不到,可以去问伟大领袖啊;据说还真把那些红卫兵还当真给唬住了。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可我对党委书记刘宗禅,场长曾毓英一点也不了解,而场长张巨湖我是比较熟悉的,所以我从心里对他们是一点都狠不起来。尤其是场长张巨湖,他是东北人,人很和气,会讲日语,而且一手隶书写得很好,还识得很多中草药,跟我讲过苏联兵在东北的事,说老东北人都知道苏联兵比日本兵还要坏。有一次他还告诉我一个治拉痢的土方子:“用七只苍蝇同三个蒜头打成泥,敷在脉搏上,一天即好”。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井冈山兵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李金褔和赖信全,他们都是赣州知青,勇气可嘉,但是却心狠手辣。在一次批斗刘宗禅、曾毓英、张巨湖、李遇平、宋光曙时说:“你们这几个牛鬼蛇神不是喜欢跳吗?今天我就让你们跳,看看你们能跳多高”。说着就命令他们跳起来。那时这些被批斗的谁敢反抗,只能依着他们的命令跳,只要他们的脚刚一离地,李、赖二人就在他们的脚下一个扫荡腿,从高处摔下,痛得他们满地打滚,接着要他们爬起来继续跳,反复地做着这种要命的“游戏”。

  “什么事?”

1967年,全中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进行夺权斗争”,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由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1月7日终于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1967年8月,王洪文动又动用武力砸毁了上海柴油机厂的“联合司令部”。伟大领袖对于上海的夺权行动给于了肯定。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夺权”就此展开,并越演越烈。听说武汉的“武斗”还动用了机枪、大炮,四川重庆更是把军工厂的武器都搬出来了。江西抚州发生大规模武斗,中央定性为“武装叛乱”,还动用了一个师和一个坦克团进入江西平叛。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总场的两大造反派天天都在搞批判斗争,被斗的最厉害的是“三反份子”宋光曙。事后听说,宋光曙每天一清早就到有男小孩的人家要孩子的小便喝,据说男童的童子尿可以治伤,果然这老头以后一点事都没有,而且他还是被打得最惨的一个,而另外那几个被批的却很长时间都起不了床。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晚十点正,总场的前门、后门都用粗木棍撑得牢牢的,窗户都用厚木板封得死死的,战斗正式开始。双方的高音喇叭都向着对方播放“造反有理”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毛主席语录歌曲。两队人马,一个死命进攻,一个死命防守,一时间石块、棍棒四下飞舞,双方久久僵持不下。在激动人心的“造反有理”歌声激励下,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人人都变成了“不怕牺牲”的“战斗狂人”。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这时,场里有一批赣州知青,他们在赣州成立了一个“井冈山兵团”,从赣州杀了回来,并且像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一样,从赣州带来了造反的经验。他们一回到场里,兵团的几个头头就找到了我,因为我是1965年大、中专毕业生,参加过回校闹革命的,在写写画画方面又有些特长,那时候能写会画的用处太多了,另外,我还可以同时作为上海人和海门人的一个代表,所以要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封我为第二副团长,专管宣传工作。

  沪委(66)第12号

全场势力最大的两个造反组织是“反复辟战斗队”和“井冈山兵团”,他们各自占据着总场机关大楼和总场招待所大楼,(都是二层高的楼)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两幢楼南北相隔不到一百米,在大楼上各自装上了高音喇叭,向对方进行宣传和攻击。

  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回到场里一些好朋友都会偷偷地聚在一起谈谈形势,问问上海的情况。其实上海的“一月革命”早就传到了场里,也开始搞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统统靠边站。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

李、赖却说,对付“走资派”就是要狠,要坚决斗争不留情,还批评我太保守了。那时有两条毛主席的语录各派都引用到了实际的斗争中去了,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第二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革命”,所以也要暴动;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当然就是敌人,对待他们也就不能文质彬彬。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黎明时分,各路人马捧着各种材料和大印凯旋而归,全南县的夺权行动就这样大功告成了。我赶紧把布包交还给了李金福,这是不祥之物,交掉后我才松了一口气。李金福在这次全南县夺权行动中成了“英雄”。他还把武装部长张山军帽上的红五角星帽微摘了下来,放到自己的军帽上。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武斗之风盛行,全国一片混乱,主席紧急发出最新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江青又搞出一个“文攻武卫”,还说“越乱越好,乱了‘牛鬼蛇神’就彻底暴露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总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各分场、林场也不甘落后。那些分场当权派都被批了,后来有些成份不好的人,连子女都受到了冲击。太和分场的刘人凤,在部队是少尉军官,很有文才,还是八一场自办的小报《垦殖之声》的编辑,只是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连他还不满二十岁的女儿都受到了牵连,和父亲一同被批斗和游街示众,还把她的一头秀发剪掉,剃成了“阴阳头”。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飓风刮倒了不少老干部、老元帅。一些跟毛泽东打天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表示极度怀疑和不满。一、二月份,中央军委会议在怀仁堂召开的二次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老革命大闹怀仁堂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叶剑英元帅气愤地拍下桌子进行反击,致使手指骨折。“三老四帅”提出了三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二,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当时,在学校、单位里,家庭出身不好的,连参加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有“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划分。“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没有资格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只有被批斗的资格。革命形势下,造反派是光荣的;保皇派是可耻的;消遥派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要积极地投入到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谁都不愿意落后。所以听到要让我当上革命的造反组织小头头,专管搞宣传。我感到特别的光荣,他们一找我谈话,我就屁颠屁颠地加入了。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工厂、单位都开始组织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由于每个人,每个组织对运动的看法各有不同,又分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个派别,相互辩论,相互指责,相互攻击,相互斗争。革命也影响到了家庭里,因为家里的成员也各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有的一个家里分裂成几派,好好的一家人,父母和子女反目成仇的有,恩爱夫妻因此闹离婚的有,至于其它的亲属关系,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为了所谓的派别和观点,论理、道德都丢一边去了。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到1968年9月,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一片红”。这时,红卫兵、造反派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下一章:文革三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1968年场里来了几个军人成立了由工宣队、革命派、干部三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们争来打去,最后却是空欢喜一场, “革命委员会”没有造反派的份,只有一个叫朱美芬的,是“反复辟战斗队”里的一个弋阳“共大”毕业生,当了个妇女主任,那是因为上面规定在“革命委员会”里一定要有一个妇女的名额。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场里的知青比较多,大家和我都是一样的想法,积极地投入到这场伟大 的运动中去。所以“井冈山兵团”和“反复辟战斗队”回到场里没多少天就发展成为场内的二大对立组织,把赣州市的造反精神移植了过来,该抓的抓,该批斗的批斗。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1967年6月29日,江西省赣州市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死了一两百人,被称为赣州的“六.二九”事件,至7月4日才慢慢平息。我亲眼看到赣州的地质大楼一层被炸了一个大洞。差不多与此同时,江西抚州地区的武斗也闹翻了天,死伤好几百人,部队的枪枝都丢失了五万多枝。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一次,大家围坐在一起,要听他唱京戏。他看大家的热情不好拒绝,就把主席的一段语录改成京剧的曲调来唱,这一段语录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当他唱到得意时就手舞足蹈起来,在唱最后一句“起码的知识”时右手挥了两下。大家都说唱得好。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他在唱“起码的知识”的时候,做的动作是一个骑马的姿势。这事马上被人反映造反派那里去了,后来就有造反派把他管制了起来,说这是对主席语录的歪曲,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满。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二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成了旧军阀、土匪。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

会议决定在1968年1月8日晚10点钟开始进攻总场大楼,谁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决定由我和张永兴做宣传工作,李时雍搞广播,由李金褔、赖信全组织了全部都是赣州青年的“敢死队”研究进攻策略,并在全团做好战前动员。而“反复辟战斗队”那边,也是积极应对,做了大量的防御准备。大家都准备来一场你死我活战斗。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刚开始批斗时,还算是文斗,最多也就是戴高帽、挂牌子、游街。随着全国形势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批斗的形式越来越暴力。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刚刚宣佈为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小组顾问,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又不知道是谁,查看到了宋光曙的档案,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三反份子”。后来我也看到过关于他的一个通报,宋光曙原来是华东局下面的一个处长,他是国民党“四大家族”里宋子文的侄子。虽然早期也参加过革命,但出生大资本家,土改时分掉了宅子。在解放以后他又花钱把他家原来自己家的老宅买了回来。这老宅是“土改”时分给贫下中农的,怎么可以买回来呢?这不是向共产党“反攻倒算”吗?所以他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三反份子”,毫无疑问,这下他怎么都得成为批斗对象了。至于他怎么会在这关键的时候千里迢迢到我们场里来的,就没有人知道了。

  “《解放日报》是党报。”

这一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也已成立,一些老革命像方志纯(方志敏的兄弟)、白栋材等都退出了政治舞台,程世清当上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第一章:童年一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反复辟战斗队”攻击“井冈山兵团”的组织里混进了“牛鬼蛇神”,这是指原来在场里受过处份的朱文和杨昆田;而“井冈山兵团”攻击“反复辟战斗队”的组织里有“资产阶级的当权派暗中操纵”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指太和林场和工业分场场长李同福和崔源泉),说“反复辟战斗队”的行动都是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幕后策划,所以“反复辟战斗队”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我当时还将信将疑,正巧没过几天我在职工医院碰上太和分场开拖拉机的小何,见他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我就问他是怎么了,他说是拉肚子,在医院治了三天还没有止住;我就把张场长的土方子告诉了他,反正不是让他吃,整不死人,权当试一试吧,谁知第二天又遇见了他,他高兴的对我说:“真灵!真灵!立马见效!”还不停的感谢我。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天半夜里,“井冈山兵团”突击行动,到书记、场长家里抄家,在书记刘宗禅家里抄到了一只丢弃掉的,生了锈的迫击炮炮弹;在场长张巨湖家里抄到一只日本军队用的望远镜,还有一把日本指挥刀,就好像取得了一场特别伟大的胜利。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那个时候,全国的造反派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武斗硝烟弥漫,全国各地的小报、传单都在讲某省武斗、某地武斗;死伤者不知其数。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这就是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二月逆流”。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为老同志、老干部说话。在“二月逆流”后刘少奇、陶铸、贺龙等一些开国元勋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井冈山兵团”久攻不下“反复辟”据点,不知道是谁想的办法,几个人从建筑队搬来了一个长梯子,爬上了二层楼的屋顶,揭开瓦片,打开了天花板,向下丢了一个演戏用的手榴弹,冒起了一股黑色的烟雾,从上往下的攻击使“井冈山兵团”终于取得了胜利。大家冲进大楼,发现“反复辟战斗队”的人早已经全部撤离,人去楼空。打扫战场时,有人在二楼中间的阳台边发现只有一个人躺在地上,仔细一看,已经死了。接着几个人大声喊叫起来:“快来啊,死了人啦!”人死了,大家都发了慌,双方也就偃旗息鼓,却又相互指责起来。这就是八一垦殖场的“一.八”事件。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一些年轻人,看到外面都在批斗领导干部,北京的红卫兵连刘少奇、王光美都敢批斗,还戴高帽、挂着走资派、反革命的牌子游街,认为这就是革命行动,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行动。在我们“井冈山兵团”里赣州知青中的年轻人最多,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伟大领袖说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所以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呢?而且赣州市造反派的消息传到我们场里最快,所以,在运动中赣州青年是消息最灵通,行动最迅速的一伙,当运动发展到武斗阶段时,也是他们冲锋陷阵。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朱德元帅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露过面,后来也被北京的红卫兵批判,说朱德是“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李金褔觉得八一垦殖场不能落于人后,就召集了兵团的所有干将开会,先是介绍了全国的形势,主要是赣州地区的形势,然后提出要拿下“反复辟战斗队”,攻下总场大楼,按照主席提出的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指示,建立“红色革命委员会”,实现八一垦殖场的“一片红”。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其中宋光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不久,突然由上面安排来场里的一个神秘的人物:被安排在木材加工厂里上班。但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这个人五十多岁,矮矮胖胖,满脸的络腮胡子被刮成了铁青色的脸,但看上去很乐观,跟大家相处的也很融洽,空闲时嘴里一直哼唱着京调京腔,可谁也不知道他哼的是什么词。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

我们八一垦殖场的人都冲向了武装部。李金福、赖信全把武装部部长张山叫来,向他宣布夺权。我在门外只见张山满脸堆笑,唯唯诺诺,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一会儿李金福出来神神秘秘交给我一包用红布包着的东西,沉甸甸的,说是让我暂时保管。我拿在手里一模,觉着是一把手枪,赶紧放在口袋里。我站在武装部门口发呆,心里忐忑不安,兜里的枪就像个烫手的山芋,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

场里的主要批斗对像是场党委书记刘宗禅、场长曾毓英、张巨湖,职工医院院长李遇平、“三反份子”宋光曙这几个人被各造反派组织争抢着去批斗,这中间有真批斗和假批斗,假批斗的就把被批者保护起来。所以就出现了造反派和保皇派。我有时想,我可能是属于造反派和保皇派中间的。因为我分配来场里才一年多,对这些被批斗的领导又没有什么深仇大狠,对一些暴力批斗行为是相当反感。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赣州的武斗立即影响到了我们场里。一天下午,李金褔和赖信全神神秘秘地告诉我,说是接到全南县造反派的通知,要立即赶到全南县执行一个特殊行动。他们叫汽车队的修理工朱文弄了一辆大卡车,带上了二三十个得力的赣州青年,其实这是在之前就已经挑选好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傍晚,我们来到了全南县全南中学,李金福安排我们在中学的教室里休息,他和赖信全去开会,然后再来安排任务。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解放日报》是党报!”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那传单说: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解放日报》事件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戴祖祥一怔。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

  急令耿金章回沪

  “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解放日报》是党报!”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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