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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有的时候对小孩子文学诗人的呼叫,笔者想

儿童文学以儿童为本位,这个道理在学界已无争议,其是伴随着儿童的发现而逐渐被我们接受和认可的,可我们有时却有意地忽略了中西方对儿童的发现的巨大的时代鸿沟。西方对儿童的发现早在人类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了,到17世纪时,西方的很多艺术创作都已“发现幼童”,即发现幼童的身体,发现幼童的姿态,发现幼童的童言稚语。而中国对儿童的发现则要比西方晚了几百年,尽管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指责了西方旧儿童观的缺陷,可同时也明确批评了中国旧儿童观的“无知”,因此,缺陷容易弥补,而“无知”则相对难以消除,我想这正是中国儿童文学当下所面对的问题,即在西方儿童文学已成高原之势,而在中国儿童文学只是高峰偶现,那么,如何建立和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高度?

外国儿童文学读者、研究者在阅读和研究中也需要了解“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的“中国标准”。我们不仅要输出“中国标准”的儿童文学作品,还要有参与制定儿童文学“世界标准”的雄心和能力。这种自信就来源于我们有着绵延五千年而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其滋养下历经百年而欣欣向荣的中国儿童文学实践。

文化自信力量的培养,需要儿童文学作家具有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格、制定中国标准的能力。

近年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直是文化领域里的主流思想,可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传承文化最主要、最重要的载体是文学,如果文学本身不具有传承性,那么文化的传承也只是我们想当然的空中楼阁。在我讲授儿童文学课程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学生们对西方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耳熟能详,比如詹姆斯·巴里的《彼得潘》、拉格勒芙的《骑鹅旅行记》、梅特林克的《青鸟》,甚至于提到米尔恩、特莱弗斯、萨尔登和托尔金,学生们都能有所回应,可是,每当我提到同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时,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在我的研究视野中,中国作家仇重《歼魔记》的形象生动性、严文井《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的思想教育性、金近《红鬼脸壳》的幽默讽刺性等都完全可以与西方经典相媲美,可我们的学生为什么根本不了解?这是我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希望作家坚定文化自信,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作为“争取未来一代”的儿童文学,为儿童打下人性基础,为民族塑造未来性格,更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创作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文学作品,成为激励儿童成长的精神力量,让儿童在文学阅读中体验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获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小养成文化自信的信念,长大了才能以文化自觉的行动,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儿童文学作家自觉将“中国梦”主题和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题材优先纳入创作规划,这是时代对儿童文学作家的呼唤,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应有的创作态度。

首先,是文化自卑心理的作祟。中国近现代的几次“西学东渐”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生成,可也让我们形成了“东方不如西方”的文化自卑心态,这种心态的可怕在于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代际传承中,让我们先天地以为中国儿童文学是不如西方的,进而放弃了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进一步深度观照。其次是传播方式的单一化。以20世纪40年代为例,西方童话在依靠纸媒出版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后,必定会再次以舞台剧、影视剧、图画书等传播方式继续扩大影响力,更容易使读者和作品间形成良性的长久的互动。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渐入主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直到近些年才有了更丰富的传播通道。最后,是对游戏精神的提防。尽管中国儿童文学学界早已对游戏精神有过专业的系统阐释,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尤其是家长和教育者,“游戏”总是他们在教育教训孩童的过程中最谨慎的话题。可以说,此前提及的几部半个多世纪前的优秀中国童话,虽有思想性,但却无一不是游戏精神凸显之作,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很难顺利地传播和传承。中国儿童文学并非没有好作品,只是在众多原因的影响下被阻断了传承的有效性和成为经典的可能性。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出现的那几座“高峰”如果未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多年以后,我们似乎还是会走回以往的老路,经典作品依旧无法传承。

最近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更明确提出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要求作家善于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汲取养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养人心的优秀作品。

40年前新中国儿童文学特别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突出主题和题材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40年来改革开放的儿童文学注重儿童文学的艺术感染力,注重主题丰富性和题材多样化,都产生了不朽的作品。尤其是进入新世纪17年,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和文化产业兴起,儿童文学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呈爆发式增长,进入了供不应求的“童书大时代”,儿童文学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凸显出来。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当下儿童文学创作需要进入呼唤精品的“质量时代”。

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原创性。中国当下儿童文学的同质性明显存在,我们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下新质到底在哪里?其实,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主题、题材、形象等一直都未能脱离中西方以往的已有成规的束缚和窠臼,比如现实题材中的校园、家庭生活和历史题材中的革命战争内容等,虽然有的作品添加了新时代的外衣,可内核依然没有多少新意。在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我始终坚信我们既要做“文学的码头”,又要做“文学的源头”,“文学的码头”就是我上文所提到的“传承性”的问题,优秀的作家作品是需要更广泛地传播出去的,而“文学的源头”就是指儿童文学的原创性。

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作为“争取未来一代”的儿童文学,为儿童打下人性基础,为民族塑造未来性格,更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创作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文学作品,成为激励儿童成长的精神力量,让儿童在文学阅读中体验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获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小养成文化自信的信念,长大了才能以文化自觉的行动,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责任。

精品首先是一个时代的精品,必须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才有可能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应在作品中营造一个儿童可以逍遥的中华文化精神家园,通过艺术的感染力,在儿童心田植入中华民族自信自豪的种子,在文学阅读中建立更深层、更持久的文化自信力量。

从文化立场入手重新建立儿童文学的原创性是首要任务。正如上文所说,要想重建原创性,必须先要克服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甚至要有一定的文化自负。贾平凹曾说过:“现在,当我们要面对全部人类,我们要有我们建立在中国文化立场上的独特的制造,这个制造不再只符合中国的需要,而要符合全部人类的需要,也就是说为全部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想法。”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不再模仿和追随西方,而是为他人提供我们的“经验和想法”以供他人模仿和追随,我们的原创性才能达成。另外,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应努力摆脱对已有文学资源的依赖和模仿。当下生活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原创资源,只是我们需要用心去观察和提炼,可以适度地向儿童呈现这个世界的完整性并注意适当的思想引导,在儿童文学相对稀有的表现内容中也许会有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最后,文学过滤体系也应适度放松对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及发行的控制。儿童文学是有题材禁区的,这一点我并不反对,但适度放宽儿童文学的题材领域,对重建儿童文学的原创性一定会有辅助作用。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的文艺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当代文艺处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代,与时俱进的儿童文学呼应时代主潮,在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学高峰中,理应有一座儿童文学的山峰。儿童文学作家自觉将“中国梦”主题和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题材优先纳入创作规划,这是时代对儿童文学作家的呼唤,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应有的创作态度。

澳门新葡新京,文化自信力量的培养,需要儿童文学作家具有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风格、制定中国标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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