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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鲁迅以其鲜明的特点分别代表了新文化运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读过鲁迅作品的,大都对《摩罗诗力说》之强调“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印象极为深刻[1],且认定此乃鲁迅的夫子自道。至于胡适,《尝试集》中有一首说理诗,讲“威权”如何“坐在山顶上”俯瞰人间,最后被反抗压迫的掘墓人打倒——“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2]问题在于,当初反对威权的,日后可能成为新的威权,是否换汤不换药?还有,挖空山脚底的“锄头”到底来自何方,是否真的那么有效?大家都在追求翻身得解放,需叩问的是谁在反抗、如何反抗、反抗的过程及效果,还有,旧的“威权”倒塌后,建立起来的是否就是理想的新世界。

与其说鲁迅被钱玄同“不能说决没有”的希望说动了心,不如说鲁迅自己依然怀有政治抱负与文学理想。“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27]《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0—21页。

[30]胡适:《这一周》,《胡适全集》第二卷第515页。

《新青年》是名副其实的同人报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不用付主编费及作者稿酬。”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批一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并非虚言。从第六卷开始,《新青年》成立了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李大钊可以编发马克思主义专辑,胡适可以刊发易卜生专号,看起来每个人各唱各的调,但其实也有统一的主张与立场,那就是陈独秀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是《新青年》同人所拥护的“共同的旗帜”。

具体到本文的标题,为何年幼的胡适在前,那是因为话题往往由他引起。此外,别无深意。

鲁迅《热风》,北新书局1925年版

《新青年》的诞生,正逢其时。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一般来说,要说“鞭辟入里”,正面提倡总不及反面质疑。同样谈论“娜拉出走”,对比胡适的论文《易卜生主义》与“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以及鲁迅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和小说《伤逝》[24],前者答案清晰,简单明快,切实可行;后者更多反省与质疑,而不是指明道路,开出疗救的药方。当初胡适的论述影响大,但放长视线,则鲁迅的反省更为深刻。

1918年4月2日,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几天后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读之,如获至宝。第二天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拍案叫绝。小说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刊发,并首次使用笔名“鲁迅”。《狂人日记》借一个被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惊恐峻急之口,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呼唤。这篇4700余字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一、鹦鹉救火与铸剑复仇

[18]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97页。

特立独行的鲁迅,总是说自己对“文学革命”没有什么热情,但他承认自己的创作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他又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45]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1页。

胡适不一样,一辈子信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因而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多年前,我曾谈及:“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22]当初举的例子,一是主张人权、宪法、言论自由,直接批评“国民党政府中的反动思想”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人权论集》;一是“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的《独立评论》[23]。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胡适,既抗议政府的专制独裁,也不满读书人的高调民主,坚信制度建设而非圣人救世,怀疑通过激烈手段一举荡平旧世界的可行性,因而力倡一种“负责任”的政论。所谓“负责任”,那就是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目标是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

晚清以来,所有的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也是从那时开始,报刊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文献来阅读,时代的潮起潮落清晰可寻。经过维新时期400多种报刊的洗涤、新式教育的推广,到民国初年,每400人中已有一人可以读报,而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逐渐形成并成为报刊的主力。

[3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7页。

注释:

谈及“五四运动”,自然离不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也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他首次以“鲁迅”为笔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1921年8月1日九卷四号止,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作品50余篇,包括小说5篇,随感录27则,新诗6首。特别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5篇小说,完全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巨匠”的地位。可以说,《新青年》是鲁迅第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也是他彷徨无助时屡屡念及的精神家园。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好人政府”的设想迅速落空,但胡适的基本思路是否全盘否定,取决于:第一.普天之下,政府有没有可能是好的?答案若是否,那就只能提倡无政府主义。第二,不是自己组的阁,别人主导的政府是否可以合作?答案若是否,那就只有处处添乱,随时准备推翻此政权。第三,政府决策错误,是认定“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31],还是出手相救,防止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答案若是否,那就是政府越烂越好,可以促成革命早日爆发。所有这些,都牵涉渐进的改革到底有没有意义。胡适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一直在“努力”——《新青年》分裂之后,胡适创办或参与编辑《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在孟子所推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再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32]。具体说来,就是《独立评论引言》所说的“只持政见,而不持党见”,永远作为“独立的政治批评家发言”。可在政争激烈的年代,此立场往往两边不讨好,左派嫌你太右,右派骂你太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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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211—2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鲁迅与胡适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31] 闻一多:《死水》,《闻一多选集》第60—61页,北京:开明书店,1952年。

鲁迅之召唤改革的狂风暴雨,除了政治立场,其中还包含审美意识。我曾专门谈论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大批文人投身革命并舞文弄墨提倡暗杀,固然使得革命党人慷慨赴难杀身成仁的光辉形象广泛传播,但也使得这种最为血腥惨烈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化了。”[20]这回不是农民起义,而是秀才造反,对于读书人来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是一种很美的意境。政治立场之外,兼及审美趣味,请记得鲁迅《华盖集·题记》中这段话:“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21]虽然自幼生长江南,但鲁迅从不迷恋小桥流水,更愿意在大漠上观看飞沙走石,这一意象,很能代表“战士鲁迅”的人生趣味。若如是,则对于鲁迅来说,“革命”确实远比“建设”更有吸引力。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6] 胡适:《人权论集序》,《胡适全集》第四卷第652—653页。

[36]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4页。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首次登门拜访了周氏兄弟,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而那时的鲁迅已告别了自己新鲜活泼的青年时代,“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于是才有了他与钱玄同的关于铁屋子的争辩:

同为“精神界之战士”,五四新文化人中,鲁迅反抗的姿态最为决绝,这与尼采的影响有关。在初刊《新青年》第五卷五号“通信栏”的《渡河与引路》中,鲁迅称:“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39]话说得比较委婉,所谓“不必硬扶”,其实就是“不扶”。周作人回忆东京留学时的鲁迅,特别喜欢尼采:“他常称述尼采的一句话道:‘你看见车子要倒了,不要去扶它,还是去推它一把吧。’这话不知道是否在《察拉图斯忒拉》里,还是在别的书里,想起来确也有理,假如应用于旧社会、旧秩序上面。”[40]

[20]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2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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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报刊中,其实早已出现类似的篇幅短小、语带调侃的“时评”——比如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陈冷血的《时报》闲评,但还没有凝集为一种相对稳定且被广泛接受的文体。一直到《新青年》的“随感录”,方才将这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充分提升[48]。政论与随感,一为开篇之“庄言”,一为结尾之“谐语”,二者遥相呼应,使得《新青年》庄谐并举。一开始只是为了调节文气,甚至很可能是作为补白,但“随感”短小精悍、灵活多变、特别适合于谈论瞬息万变的时事的特点很快凸显;再加上作家的巧用预/喻/寓言,“三言”联手,不难令读者“拍案惊奇”。

胡适《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版,上有胡适1943年题签

以思想文化革新为主旨的《新青年》,从一开始就经营着文学,而且其所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影响至为深远。正如后来鲁迅负责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时所指出的:“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直到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发表,《新青年》上的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对创作并不怎样着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好在新文化人虽立场基本一致,但都强调独立判断与自由表达:“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3];“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4]。这里的差异,既有先天的气质与性情,也有后天的教养及环境。就以鲁迅与胡适这两位深刻影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伟人来说,其差异性几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难非此即彼。具体的应对措施,确有对错与高低;但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差异,裂缝主要缘于理想与现实、激进与保守、言论与行动、自我与社群,乃至阴阳柔刚的性情等。多年前,面对如何“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的提问时,我的答复是:“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5]理解这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与理论模型,但不将其绝对化、理想化、本质化,而是承认二者常处于流转变动中,各自都在根据时代潮流与自身志趣不断地调整方向,以达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状态。

[4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90、191页。

“战斗的意气”,正是《新青年》成为一代名刊的根本原因,也是鲁迅愿意为之呐喊的真正原因。“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荧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这是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写下的文字,也是鲁迅一直以来对于青年人最真实的希望吧。

注释:

对于决心走出宁静的书斋,彷徨在十字街头,经受血与火的考验的知识者来说,如何思考,怎么表达,依旧是个难题——文学形式的选择中,其实蕴含着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这就说到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胡适不同的论政方式。极而言之,那就是在政治史与文学史上,《人权论集》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哪个更深刻,或更值得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小说家的鲁迅,自然一出手便博得满堂彩。加上陆续发表的《孔乙己》《药》等小说,“文学革命”才算有了拿得出手的实绩。鲁迅的文学创作令《新青年》的同人们由衷钦佩。钱玄同曾称赞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掘发中国社会的痼疾……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

四、论文与杂感

[19]《两地书·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39—40页。

在《新青年》一众人马中独掌帅旗的陈独秀,对鲁迅格外敬重。如1920年陈独秀致信周作人云:“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感其热诚,以后鲁迅采纳其建议,集拢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编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21] 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页。

这两种选择背后,与各自对于未来的想象有关。胡适乃“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若借用诗文,则1921年的《希望》最有代表性:“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25]再看看鲁迅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26],以及“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27]。同是反抗,一个坚信“明年春风回”,故“只要耕耘,必有收获”;另一个则持彻底的怀疑主义,取绝望中抗争的姿态。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并不亲密,但为了响应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号刊发的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号发表《我之节烈观》;胡适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我的儿子”》,鲁迅随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为支持胡适等人倡导的新诗写作,自称不喜作诗的鲁迅也发表了6首白话新诗。

[18]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97页。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也是先生去世80年。我们将以品读经典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重读他留给我们的丰厚精神遗产。

黑色人也仿佛有些惊慌,但是面不改色。他从从容容地伸开那捏着看不见的青剑的臂膊,如一段枯枝;伸长颈子,如在细看鼎底。臂膊忽然一弯,青剑便蓦地从他后面劈下,剑到头落,坠入鼎中,淜的一声,雪白的水花向着空中同时四射。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曾这样描述其刊载于《新青年》上的“随感”:

《新青年》最为畅销时,每期的销数可达16000份,在全国各地有74处发行所,甚至新加坡也有两处。但1920年1月,随着陈独秀回到上海,杂志的编辑中枢重新迁回上海,《新青年》同人之间的隔膜、分化已逐步显露。1921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小说《故乡》,给处境困顿的杂志以很大慰藉。

[12] 参见朱正《鲁迅与胡适——兼析周作人与胡适的交往》第八节,《鲁迅的人际关系》第61-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26]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02页。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随感录》栏目,刊载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从同年9月五卷三号开始为这一栏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号刊发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27则,后全部收入杂文集《热风》。而这一文体后来便成为鲁迅手里最有战斗力、最游刃有余的“武器”,在晚年为《且介亭杂文二集》写的后记中,鲁迅也是这样概括的:“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

这就说到反抗目标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如何制约着文人与学者的论述立场。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有良知的,反抗压迫,追求解放,问题在于路径与方式——除了国共两党的截然对立,最大不同在于怎么看待革命与建设。很长时间里,大陆学者多认为胡适很肤浅,远远比不上鲁迅深刻。如李泽厚在《胡适·陈独秀·鲁迅》一文中称:“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15]其实,主张建设的,必定比提倡革命的“肤浅”——因为你得考虑现实条件以及可行性。

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学界对两人进行比较的论述并不鲜见。陈平原教授从“鹦鹉救火”和“铸剑复仇”这两个极具概括力和象征性的意象入手,从目标选择、政治立场、思想资源及文体形式等诸方面,深入分析现代中国以胡适和鲁迅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现实的模式。论文既进入对象的思想逻辑内部,又充分体察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既为平情之论,复多真知灼见,读后当能对新文化传统的内在张力和丰富性有更深切的理解与认识。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号后休刊。对于这样的结局,鲁迅虽然略感颓唐却并不讶异。之后,鲁迅创办过同人刊物《语丝》,也为《申报》的《自由谈》等写过许多杂文,但对于曾经的《新青年》同人显然是极为怀念的。1932年,他充满感伤地回忆起当年的并肩战斗,“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关于鲁迅如何选择“杂感”这一文体,将其锻造成“寸铁杀人”的利器,并将其功用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学界多有论述[49]。胡适也写短文,但不擅长嬉笑怒骂,庄谐杂出。单就文章而言,鲁迅杂文的隽永、深刻、好读、解气,论敌怒火三丈,但基本上抓不住把柄,这是胡适所学不来的。但胡适的谈政治,堂堂正正,开门见山,有理有据,逻辑严密,也自有其魅力。单就论题的重大以及视野的开阔而言,胡适很可能在鲁迅之上。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其实,关键不在演讲费到底是五千还是四百,而在此时鲁迅与胡适因牛兰事件而彻底翻脸。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为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因当局在其住处查抄出不少共产国际文件,足证其间谍身份,故以“危害民国”罪审判。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展了积极的营救活动。胡适不了解背后的力量角逐,纯以书生之见,撰写《民权的保障》,批评“离开了法律来谈民权的保障”:

《古小说钩沉》虽然早就完成,但1938年6月方才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因此,胡适撰文时没有见到,只能从周亮工那里转述。

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该的责任。[11]

[37]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98—99页。

[43]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90、191页。

[38]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00页。

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45]

都是饱读诗书之士,撰文时喜欢借古论今,有两个典故或意象——胡适的“鹦鹉救火”与鲁迅的“铸剑复仇”——很能传达各自的精神气质与政治智慧。

[14]鲁迅:《故事新编·铸剑》,《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32—433页。

[14]鲁迅:《故事新编·铸剑》,《鲁迅全集》第二卷第432—433页。

[3]周作人:《语丝发刊词》,《语丝》第一期,1924年11月17日。

[12] 参见朱正《鲁迅与胡适——兼析周作人与胡适的交往》第八节,《鲁迅的人际关系》第61-6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8]此文初刊1933年3月6日《申报·自由谈》,乃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由鲁迅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刊出,日后收入各自的杂文集。

[22]参见陈平原《建设者的姿态——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1999年2月10日《中华读书报》。

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版《人权论集》撰写序言,其中有这么一段:

[8]此文初刊1933年3月6日《申报·自由谈》,乃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由鲁迅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刊出,日后收入各自的杂文集。

[25]胡适:《希望》,《尝试集》第118—119页。

[34] 参见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如此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就为了痛快淋漓的复仇,这真应了《尚书·汤誓》那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相比起“救火”的尽力而为,但不一定葬身火海;以命相搏,有去无回的“复仇”,无疑更为决绝,更为果敢,也更具悲剧意识。至于是否更有利于创建新中国,则言人人殊。

[42]参见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18—31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24]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1918年6月15日;《终身大事》,《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1919年3月15日;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1924年;《伤逝》,《彷徨》,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

在正常社会以及一般人眼中,胡适的论述很有道理;可对于志在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此等论述确实是“能言鹦鹉毒于蛇”,因此,将其开除出与中共反蒋抗日立场相一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2]。

胡适为《人权论集》撰序,以“鹦鹉救火”表达自家的心境与情怀。可惜的是,不仅未见“天神嘉感,即为灭火”,还险些被当局“肉体解决”。但在胡适本人,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党国体制建立的关键时刻,质疑当局的专制暴力,虽无效果,却是尽到了读书人应有的责任,“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如此不时犯颜直谏,但又不忍离去,贯穿胡适整个一生。

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该的责任。[11]

在正常社会以及一般人眼中,胡适的论述很有道理;可对于志在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此等论述确实是“能言鹦鹉毒于蛇”,因此,将其开除出与中共反蒋抗日立场相一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12]。

[17]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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