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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从没跟巴金说,巴金先生去世

李:巴金这些年写的文章你都看吗?

冰心写给巴金的信

巴金的字典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是读者,二是朋友。这两样东西,他念了一辈子。 “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在散文《朋友》中,他真诚地说:是朋友们把我救了。 “巴金藏名家书画展”里,有冰心、沈尹默、茅盾、叶圣陶等,送给他的题字、对联、画作,这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朋友。但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很陌生,有的甚至是巴金只见过一面的读者。然而,老人却“来者不拒”,把每个人的只字片语,认真地保管,“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 如今,上海武康路巴金故居内,三楼的藏书室,满箱满柜,叠放着朋友们寄来的图书、字画,书信。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说,大概超过10万页。“巴老觉得,这是朋友对他的一份情意,一定要好好保存。” 冰心大姐 “有你在,灯亮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90年,冰心把瞿秋白赠鲁迅的这幅题词,又写给了巴金。 冰心大姐与巴金老弟,近一个世纪“冰洁金坚”的友谊。周立民说,两人的友谊,甚至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冰心的子女叫巴金“舅舅”,巴金的子女叫冰心“姑姑”。冰心说,文坛上完全没血缘关系的人,除了萧乾,孩子们叫他“饼干舅舅”之外,只有巴金,大家喊他舅舅。 周立民说,晚年,两位老人经常互送小东西“表白”。巴金故居里,有冰心送给巴金的放大镜,旁边展示着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巴金老弟,送你放大镜,看书可以用。这冰心晚年送给巴金放大镜时所附的。她还送给巴金一个看书架,“怕他看书托不动。” 巴金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1923年,巴金从四川坐船,过三峡到上海,一个离家远行的孤独少年,怀着对母亲的思念,在船上读到了冰心在《繁星》中的诗。“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 上世纪30年代,两人才见面交往。抗战时期,冰心生活困难,巴金主动对她说:我来给你编一套书,放在开明书店出,让你拿点稿费。周立民说,冰心从没跟巴金说,她生活困难。但那一次,却是雪中送炭,所以冰心一辈子记得这件事。 “一开始,他们是作家间的交往,比如两人有很多共同的志趣,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文革’的反思,关注教育、知识分子、孩子。到了晚年,完全是精神上的支持,友情越走越纯粹。” 冰心比巴金大四岁,从个性、气质上讲,比这位老弟乐观,而巴金为人要忧郁一些,所以冰心常劝他:你要看得开!我年龄比你大得很呢! 1999年,冰心去世时,巴金正好病重,他醒来,有气无力地说了第一句话:“给冰心大姐打电话!” “两个人的情谊,如果用文字表达,就是巴金说的:有你在,灯亮着。”周立民说。 叶圣陶 一生的责任编辑 前段时间,周立民找到了一封信——1958年,《巴金文集》14卷开始出版,巴金很郑重地给叶圣陶写了这封信:“30年前,我作为一个很不成熟的作者,是你把我引进了文坛……我希望拿这份成绩,向你汇报。” “文革”时,巴金沉默十年。直到1977年5月25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一封信》,朋友们才知道,巴金又可以写作了。叶圣陶写了一幅字祝贺他。“收到这幅字,巴金很郑重,因为他把叶圣陶当作自己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老师。”周立民说。 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本想自己印几百本,送送人就好了。他有个朋友在开明书店工作,稿子偶然被叶圣陶看到了,他当时是《小说月报》代理主编,看后,立马决定放在《小说月报》发表。1928年,巴金把稿子寄到上海, 1929年1月,杂志开始分4期连载这部小说。巴金从巴黎回到上海后,就已经成为了着名作家。 “人们都在议论这人是谁,居然要登他的文章,叶圣陶也有意思,在编后记里说:巴金是谁,我其实也不认识,只是一个新的作家。” 周立民说,叶圣陶除了巴金外,还把丁玲等作家带入文坛,但他们不是酒肉朋友,也不天天见面,“不是说我发了你的作品,就要如何感谢你,天天吃饭打麻将。”叶圣陶看重巴金是个作家,而巴金看重叶圣陶是位老师。 这位老师对巴金格外爱护。有段时间,巴金的文章写得特别多,谁约稿都写。叶圣陶知道后,就托人叮嘱巴金:要爱惜自己的文笔。 “这是对一个青年作家的提醒。那时,是巴金名声最大的时候,甚至比叶圣陶还大,但老师能说出这句话,完全出自朋友间的坦诚。“周立民说。 对于这位老师,巴金很敬重:“我常常这样想,也仿佛常常看见那张正直、善良的脸上的笑容,他不是在责备我,他是在鼓励我……我还说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 为李健吾 仗义执言 巴金并非能言善辩,跟所有人打得火热,他恰恰是一个话不多的人,最怕开会发言,甚至不善交际。但又恰恰,他的朋友,各个层面都有,作家、画家、剧作家、电影明星、记者,还有小读者。周立民说,那是因为他的率真、真挚,很容易把心掏给别人。 剧作家李健吾,写过文章评巴金的“爱情三部曲”,两人在报纸上,时常“争锋相对”。李健吾曾当过一个月国民党图书编审科科长,成为了他后来的“污点”,巴金知晓后,写了一个证明材料。他说,李健吾担任科长,时间很短,并没做过什么坏事情。当然,“他比较浮,有时爱吹牛,爱批评人,但从没害过人。李健吾这人的缺点是不少的,但却不是大的缺点。” “在那个年代,这是不可思议的,巴金很容易受牵连。他完全是在拿自己的性命,为朋友做担保。”周立民说,巴金写过就忘了,文集里没提过,李健吾生前也没看到过。这份内部调查材料,直到1996年,被研究档案史料的一位研究员发现了,这段“仗义执言”才浮出水面。 这次展出的作品中,还有一幅《猫蝶图》,作者叫胡炜,巴金故居的工作人员整理时,找不到这个人的具体信息,而这幅画,又被巴金小心地收放在书画锦盒里。后来,工作人员找到了她父亲,才知道,这位爱画画的姑娘,当时只有8岁,1984年参加了中法画展,得了第一名,而有个法国女孩画了一幅《家》,委托胡炜回国后能拜访巴金,两人只见了一面。胡炜并把自己的画送给巴金。 “别人送给他的,不管有没有名,他都会好好保存。”周立民说,在巴老看来,许多朋友暖热的心,才让他的心不再孤独。 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

李: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身体一直不太好,另外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经历过“文革”后,心里老想到一些事情,总觉得应该反复强调他所独立思考的问题。我读的时候好像不觉得啰嗦。

他们的理解,首先是从巴金阅读冰心的诗文开始的。1921年,当冰心的小说《超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之后,身在四川成都的17岁学生李尧棠和他的三哥就读到了这篇小说。正是从阅读中,巴金认识了冰心。1923年,当李尧棠离开成都的时候,一本冰心的诗集《繁星》,陪伴着他来到上海。后来,巴金曾经回忆: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

冰:怎么不多?前几天有人从上海来,巴金托他给我带来上海点心。我准备给他写信,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人到上海去,好给他带点什么。他快过生日了。

文革中,冰心和巴金长期隔绝音信。直到四人帮粉碎,才恢复了通信往来。1977年3月11日,巴金给冰心写信:算起来十一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到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冰:我就是这个样子。在爱情婚姻方面,朋友中我最佩服的就是巴金。除了巴金以外,我的朋友中没人对婚姻看得那么严肃,那么慎重。所以,萧珊死后有人说他要结婚,我就不相信。

1985年1月18日,冰心在信中写道:你说友情是最好的药物,关于这一点,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冰心的先生吴文藻去世,担忧不已的巴金写信并打电话安慰。

萧乾探望冰心,李辉 摄。

1933年,在燕京大学燕南园寓所,巴金在章靳以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冰心家,他们为《文学季刊》组稿。此后,他们的往来十分密切。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巴金为冰心编辑出版了众多书籍。屡次设法送去稿酬,那些版税仿佛雪中送炭,带给冰心真诚的温暖。

冰:我把他当做亲兄弟。我们认识快六十年了,从来没有中断过友谊。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文学创作的又一个巅峰,但总想写些什么的他们,却避免不了各种纷扰,巴金在信中写道:我对这些打扰很有反感。您了解我,名利之事我已看得很淡,而且有时甚至感到厌恶。现在想的只是把一点真挚的感情留在人间,因此还想多写点随想,因此时间对我多么可贵。想到过去浪费掉的那么多的时光,我觉得我也应当坚持一项原则:尽可能多做自己想做的事,尽可能不作或少作自己不想作的事。冰心给巴金送去了放大镜,老人看书的小书架。1986年,巴金终于完成了五卷《随想录》共42万字。冰心作文,认为巴金创作的灵魂和力量在于真挚,在于句句都是真话。

李:想不到你这么“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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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看望冰心老人,送去台湾出版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

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的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巴黎的春天,是真美,可惜雨还是多一点这是1937年4月9日,冰心从巴黎写给巴金的信,也是现存最早的冰心写给巴金的信。《收获》今年第5期刊发了两位文化老人的98封书信,其中冰心36封、巴金5封是首次公开发表。这些饱含忧国忧民、彼此真挚关爱情感的书简,再次让我们读到灵魂里的声音。

巴金老弟

巴金和冰心有着七十年深厚的友谊,彼此精神上的扶持一直延续到耄耋之年。在巴金心目中,冰心永远是最亲爱的大姐,冰心心里燃烧的爱之歌,也总是给急切于忧国忧民而备尝苦难的巴金以力量和慰藉。

冰:这个问题也不复杂,你心里有主见就不复杂。世界上的问题并不复杂,心里简单就行了。

他们又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岁月和苦难,给他们的身躯刻上了印痕,受病痛折磨的他们开始频繁地进出医院,而他们依旧关心安慰着彼此。

李:你们参加过五四运动,反专制,反封建,讲德先生赛先生,怎么后来又崇拜偶像呢?

巴金写给冰心的信

两年之后,找到机会与冰心认真地谈她印象中的巴金。整理之后,寄去请她校订,她提出建议,集中谈巴金。我听取了老人意见,删去一些涉及他人的片段。多年之后,再读这篇聊天记,仍觉得鲜活。

1997年,冰心给巴金写信,只有两句:我想念你多保重。这两行字迹,让我们感受到她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才写下来,而巴金的回复也很短:冰心大姊:我也很想念您!

冰:我看不是。他也不觉得当做一个道德观,他是真诚地这样认为应该这么做。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年轻时,父母一起说话,母亲说,我的女儿不嫁给海军,父亲说,我的女儿不嫁给当官的。我自己说,我不嫁给文艺界的人,文艺界的人大都是风流的人。有好人,可以做朋友,但要我嫁给他我可不同意。我有好多别人写的信。我在美国念书时,劝过一个女同学。她拿给我许多男同学写给她的信,我说,给我看可以,但不要给别人看,尤其不要给男同学看。如果这样做,不是抬高了自己,而是反而让人看低了。

患上帕金森病的巴金,写字困难,但他和冰心都握着手中的笔,真诚地交谈,一次次走进彼此的心灵,坦率地探讨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为《冰心传》写序的时候巴金说: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您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晚年冰心便是以这样的历史反思态度,以犀利、敏锐的目光,表现出一个智者的坚韧与从容。也正因为有了晚年的创作高峰,她才完成了自己完美生命的塑造。冰心从来讨厌各种各样送给她的套话、恭维话,更不愿意成为一种人们的点缀。她永远活在作品中,活在理解她、热爱她的读者心中。

这,是巴金和冰心最后一次通信。

李:《冰心著作集》编选的范围比《关于女人》要更宽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巴金在后记中写到这样一件往事:在从家中出走前往上海时,他曾在四川长江边的一个码头上,买到你的一本诗集,大概是《繁星》。他就是在船上读着你的诗,第一次穿过三峡,走向独立的生活。那是在一九二五年。

在痛苦的时候,巴金给冰心的信中写道: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我反复地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学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闪光,它们会给我帮助和支持。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这样一种语言必然产生在伟大的民族中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我从那里汲取养料。

有几夜闲来无事,趁办公室搬家清理杂物之际,索性把多年来留下来的笔记本一一翻阅。那些当年草草记下的文字,颇让我留恋起远去的日子。看着看着,我忽发奇想,何不把自己许多年来一些自认为有意思的聊天记录都整理出来?

冰:巴金最怕人夸大他,我也是这样。卓如写我的传,知道的东西比我还多,对我的家乡的介绍比我知道的还多。天津广播电台要广播,我不同意,我这个人,说变就变,又不能盖棺论定。

李:看来你的心境已经成佛入道了。

冰:我看他从来不怕什么。我没有听说他怕过什么。就是无畏,敢讲真话。不过他写文章怎么那么啰嗦?

一九八九年为己巳年,丁聪先生画一幅巴金肖像,请冰心题词。她写了两幅,一幅刚要撕掉,被我拿下。这段话写得特别好。前去上海为巴金祝寿,她请我带去一个花瓶,为此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时间真快,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巴金先生去世,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这几日,正好在整理冰心谈巴金的聊天记录,谨在十八日推出,供各位朋友阅读。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他晚年倡导的“说真话”、反思历史、强调独立思考等,依然没有过时。

的确,晚年冰心在精神上与巴金是相知相通的。每次去看冰心,她都会提到巴金。有一次,她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让我看,说它专门用来放巴金的信。她和巴金的这种诚挚友谊,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几十年的交往,更因为晚年他们对历史有着相同的反思。在如何真诚地做人方面,他们也有着同样的追求。我想,他们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孤独过。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显然感到有一个重要责任,这就是如何总结历史教训,不让“文革”悲剧重演。

1990年与巴金谈沈从文。

五十年代巴金、萧珊与李小林、李小棠。

冰心致巴金信。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当年在发表了她那篇脍炙人口的小小说《万般皆上品—— 一个副教授的独白》之后,她转给我好几封读者写给她的信。再度翻阅她的小说手稿,回忆刊发这篇小说的曲折过程,不由得更加认识到晚年冰心的真正价值。我想,应该抽时间将它和她写给我的有关信件整理出来,恢复小说的完整性,这样,才是我对冰心老人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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