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搜索:

也不大听演讲,是《上海文学》与中国作协的论

也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文字训练靠的是偶尔写写信和文革中为自己所属的一派起草大字报。但对文字,一向很在意,即使是个便条,也会字斟句酌。由后来的职业看,这种习惯当然有益。

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十七册 “新人文论丛书”,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曾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从出版时间看,拙着《郁达夫新论》是这套 “新人文论丛书 ”的第一本。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二年,我在华东师大读硕士,师从钱谷融先生。读书期间为交功课,陆续写了几篇关于郁达夫的论文。两年间有四篇文章约七八万字(《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关于 “颓废 ”倾向与 “色情 ”描写》、《郁达夫风格与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郁达夫创作风格论》),接连发表在《文学评论》和《文学评论丛刊》上。《文学评论》是行内重要期刊,至今在我任教的香港岭南大学,仍被列为 A+期刊。我当时却并没意识到作为学生的幸运。和我通信联系的编辑王信也是多年后才见面认识(他和樊骏是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 “新潮 ”的幕后推手)。研究生快毕业时,老作家许杰鼓励我将论文整理成书稿,寄给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铁流。近年看李庆西回忆文章,才知此书出版不易。是年轻人新书,又讨论有争议的郁达夫,还牵涉 “颓废 ”、“色情 ”等课题。据说当时总编辑破例将书稿交给编辑室所有编辑看,只要有人反对,大概就得退稿了。偏巧那时大家都支持,初版后又意外销到上万册。 “学术书也不亏本 ”,这就给李庆西、黄育海等出版界有心人推出整套“新人文论丛书 ”多了一个理由。知道这些 “内幕 ”后,我十分感慨:大概在中国,做一件事,能够突围,大都不只靠个人能力及努力,背后总有很多其他因素,有其他人在支撑或承担风险。 必须承认,“新人文论丛书 ”当时能够出版,我们能够参与其中,的确是一种幸运(这种 “幸运 ”也使这班学人日后要更清晰地感受文学的 “不幸”)。从地域学术背景看,丛书作者有北大的赵园、陈平原、黄子平、季红真,还有北师大的王富仁,社科院的刘纳、蓝棣之,都是现当代专业刚毕业的研究生(其实赵园、王富仁等人当时已不年轻,年近四十,但从发表文章的时间看,也还是 “文革 ”后“新人 ”。钱理群、吴福辉,又略长几岁,结果就没被拉进丛书)。上海方面,许子东、王晓明、殷国明、李劼都是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加上南帆,颇能见证华东师大当年风采。吴亮、程德培和蔡翔则来自上海作协。我不记得研究诗歌的李黎背景,似乎除新疆周政保外,丛书作者皆来自京沪,且主要来自大学研究院 —不仅显示了 “文革 ”后恢复文学教育体制之初步成果,而且在这一批 “新人 ”后面,可清晰看到王瑶、钱谷融两位先生的身影 —王先生的严谨学风和钱先生的潇洒悟性,深刻影响了这些 “年轻 ”学人。 从学科角度看,“新人文论丛书 ”有一个从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文学批评的延伸和发展。北京学者大都做自己领域,然后有 “战略性 ”合作(如关注晚清的陈平原、研究周氏兄弟的钱理群与熟悉 “新时期 ”的黄子平合作,提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从而影响了学科的格局)。对上海学人来说,这种从现代到当代的学术转移,更多是个人兴趣的独立行动。一九八五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转折,与“寻根文学 ”差不多同期出现的所谓文学批评 “方法年 ”及青年批评家群体,都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事件。浙江文艺出版社的这套丛书,清楚记录了一九八五年 “文学批评热 ”的一个重要学术资源,就是现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批评的影响。这个资源有两个要点:一是回归 “五四 ”价值观,既忧国忧民,又坚持文学独立性。这种 “五四 ”传统必然会抵制了当时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提倡的 “文学为政治服务 ”的延安精神,也和后来某些 “后现代 ”理论中有关文学只是权力话语策略等时髦观点保持清醒距离。第二,现代文学研究大都从作家论入手(陈平原之林语堂,陈思和之巴金,王富仁之鲁迅,王晓明之沙汀、艾芜,许子东之郁达夫……)这种比较老实、比较 “笨”的方法也影响了这些新人后来的研究。为一个作家写几十万字,最起码需通读该作家全部作品,翻阅有关这个作家全部评论,还要尽可能阅读同时期的作家作品……严格来说,做一个完整的作家论,就是小半部文学史。在方法上,需确信数据文本是理论穿越的基础;在视野上,从晚清、“五四”回到当代,就不大会轻易为 “新时期”、“新话题”、“新现象”而兴奋激动。我在别处说过,当代评论那时容易题目大、材料少,以论带史,为观点找证据,“论……三大趋势 ”,“关于 ……若干问题 ”。“新人文论 ”的作者们也常犯此病,但至少,比较清醒自觉一些。 当然,在另一方面,从作家论起步的学人,后来再进入 “后现代”书写策略,也会比较迟疑犹豫一些。这是当代文学批评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分别。不知是祸是福。 钱理群、赵园、吴福辉等北大学长,我最初都是通过阅读文章而引以为 “知己 ”。后来到北京开会,便去北大和他们聚会,还曾一起去过张家界,发现钱理群不仅是“领袖 ”,还十分可爱;赵园不但有才,而且善良。记得老钱有次说:本来看到你们华东师大新人多,替北大担忧,后来王瑶先生招了陈平原读博士,“我们就不怕了 ”。赵园则一定要带我们绕未名湖一圈,在北大一个亭子里对大家说,你们之中,将来汪晖最有出息……三十年了,只言片语仍然记得。真佩服他们对北大、对学术之热忱。 如果说北大王瑶学生圈是 “新人文论丛书 ”的“后院 ”,那上海作协吴亮、程德培、蔡翔诸君,便是这套丛书的 “先锋 ”。 《郁达夫新论》增订版被列入 “新人文论丛书 ”时,我的研究已转向当代。虽在华东师大留校任教,但住在南京西路,三天两头往附近上海作协后楼的一个小屋跑:吴亮、程德培当时在那个烟雾缭绕的创作研究室坐班,马原、王安忆等人的手稿都在那里得到最早的读者和批评 ……今天回头看,那也是当代文学及文学批评的一个转折点。一不小心成了历史,有必要记录一下。 名家名作和文学批评有什么关系?在五四时期,名作多由其他名家推荐。如巴金从法国投稿《小说月报》,叶圣陶推荐;老舍、曹禺的早期作品,则由巴金介绍出版。文坛批评,有时是同人声援、流派之争,如成仿吾为郭沫若、郁达夫叫好,钱杏邨批评鲁迅 “过时”等。但也有跳出社团流派的较客观的评论,如周作人欣赏郁达夫、陈源赞扬鲁迅小说。 这种景象在三十年代以后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因为文学批评后面的政治标准、政策策略和政党目的越来越明显。一九四九年后出现了国有文学生产机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通过作协,将所有作家纳入干部体制;二是以稿费逐步取代版税,让作家更多考虑出版意愿,更少向读者直接负责;三是将文学批评作为当政者管理文学的工具(前三四十年重管理作品思想创作动机,近二十年主要管理作家行为与作品后果)。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除管理文学外,有时甚至还超额完成任务,成为政治运动先声并影响政治斗争局势。一般说来,这种国有文学生产机制中的批评,不会出现真正对抗的文学论争。中央点名批判的,地方不敢保护。北京刊物欣赏的,上海也不大会反对。但是在八十年代初,由于执政者交给文学的任务与管理文学的方法不无矛盾,导致自 “两个口号论争”以来空白了近半个世纪的真正的文学论争又重新出现了。开始,还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策略摇摆(“歌德 ”与“缺德 ”、如何考虑 “社会效果 ”、要不要 “清除精神污染 ”)。但渐渐地,便出现了新的 “民间”因素与学院力量。 吴亮和程德培是两个喜欢读书的普通工人,八十年代中期成为《上海文学》“培养 ”的“业余作者 ”。吴亮偏爱西方理论,阅读面很杂很广,虽未经过正规训练,却写得一手好文章。《一个批评家和他友人的对话》,用翻译体的理论碎片,就当代美学问题展开辩论,把双方观点都讲得头头是道却不透露作者立场。程德培则擅长细读作品,从王安忆最早的《雨沙沙沙》,到前年金宇澄的《繁花》,他是当代中国小说最忠实、最勤奋的读者。文字不花哨,分析相当靠谱。还有蔡翔,虽然也读大学,也做编辑,但始终坚持从上海工人与左派文人的角度读文学。吴、程、蔡三位虽被 “招安 ”进体制,写的文章却和传统 “作协评论 ”很不相同。我常去他们研究室那几年,是他们与马原、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孙甘露、格非、残雪等所谓 “探索作家 ”来往最频繁的时期。新作还未发表,他们已提意见。作品刚一发表,他们就提出一些口号来 “定位 ”。不夸张地说,一九八五年的所谓 “先锋文学 ”,不管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班作家与青年评论家的 “共创 ”。吴亮等人的文风改变了《上海文学》理论版,《上海文学》理论版又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犹如《文学评论》影响了 “文革 ”后的现代文学研究)。 《上海文学》即使在文学的黄金时期,其影响也从来不如《收获》、《人民文学》。地方作协刊物本应以发表作品为主,“理论版 ”一般只是点缀,主要用来培养鼓励当地作者。只是因为李子云负责这个版面,《上海文学》理论版一度破例在国有文化生产体制中发出不同的声音、发挥不同的作用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以 “本刊评论员 ”名义刊发《为文艺正名 —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在一九八二年刊发李陀、刘心武、冯骥才等人关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通信,实际上与北京《文学报》展开了关于 “现代派 ”的文艺争论。这里当然有个人和偶然因素:李子云五十年代做过夏衍的秘书,她和巴金、张光年、王蒙等人关系良好,而且她本人又真心热爱文学,兼有政治胆识和学术修养。但这里也有时代和必然因素:八十年代的政治氛围使得即便是作协体制内一度也可有不同的文学评论,地方杂志甚至可以和中央刊物展开实质性的文艺论争。这种论争,或者说论争的权利和氛围,影响深远。 在李子云和茹志鹃合作时期的《上海文学》,除了发表很多重要作品外,还做了一件不仅与 “新人文论丛书 ”有关,而且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有重大影响的事情,那就是一九八四年的 “杭州会议 ”。 关于 “杭州会议 ”,现在各种当代文学史都有记述,也有李陀、蔡翔等人的回忆。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地点是杭州一二八陆军疗养院,主办方是《上海文学》杂志和浙江文艺出版社。与会者都经特别邀请(不像中国作协开会由各地选送代表,也不似学术会议学者可报名提交论文),包括当时正红的青年作家陈建功、郑万隆、阿城,上海及南方作家有陈村、曹冠龙、韩少功、李杭育等。参加会议的评论家有北京的李陀、黄子平、季红真,上海的周介人、陈思和、吴亮、蔡翔、程德培、许子东、南帆等。显然,“杭州会议 ”有点像是“新人文论 ”评论家的一次集体对谈。“新人文论丛书 ”的策划人李庆西、黄育海则负责会务组织。这是一个形式很特别的会议,没有主题报告或宣读论文,每人发言或长或短,交叉讨论,但会议竟连续开了三四天,大家都意犹未尽,全然没空去游西湖。后来我参加过几十、上百次文学或学术会议,再也没有类似的会议经验和收获。 会议的后果,今天的文学史上已有结论 :引发了一九八五年的“寻根文学”。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的原因,如前所述,是《上海文学》与中国作协的论争 ,有关文艺是否必须为政治服务,有关中国是否可以有 “现代派 ”文学。茹志鹃、李子云煞费苦心,请人避 “中”就“青”,创作评论兼顾,会议地点也有讲究,不到你北京开,也不去我上海开,选一个杭州。没有想到,南北青年作家、评论家一碰头、一聊天,原来压在李子云等前辈心头的 “文艺与政治关系 ”及“现代派 ”话题竟然完全不是问题:第一,文学当然不该只写政治,但问题是,不该或不能再写政治之后,该写什么呢?第二,我们当然可以引进 “现代派 ”,但中文小说是否只应学习西方小说技巧? 在几十位新一代作家、评论家的各种故事、诠释、议论和交流之中,“杭州会议”如果说有什么 “共识”,那就是两点:文学不只是写政治,更应写 “文化”;我们不应只学翻译文体,应向传记寻找语言。 刚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棋王》的阿城和创作评论两栖的李陀是会议的明星。一向颇有*****气质的韩少功听了两天会,一直“不响 ”。晚饭后在西湖边,对我闷闷地说:“回去我要弄点东西。”——第二年,他就发表了着名的文章《文学的 “根”》,“寻根文学 ”于是被命名。 所以长远来看,“寻根文学 ”是中国文学对政治压力和西方影响的双重躲避和反弹,是某种民族文化的自我保护策略。一九八五年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进入第二个高峰。因文化寻根及技巧探索而出名的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等,后来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 但像 “杭州会议 ”这样能推动文学潮流转变的评论家、作家合作关系,之前少有,后面也不多见。九十年代后,作协体制的文学批评空间有限,各种资源都流向学院。“新人文论 ”作者中,今天有的官至部级,有的流亡海外,但大多数都在学院,美其名曰 “守望理想”。还在作协系统的,只有吴亮。“业余作者”,只有德培。 而在当年文学转折期中担任幕后英雄的李庆西、黄育海,除了主编 “新人文论丛书 ”和筹办 “杭州会议 ”以外,在八十年代末还策划了一套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 ”,系统记录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众声喧哗。只因主编人选原因,大系至今未能出版。其实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真正有文学争议的,只有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 如今文坛,不仅寂寞,而且和谐。无论作家之间,或流派刊物之间,均极少批评论争。名家名作今天怎么产生?只能一靠评奖,二托媒体,三打官司了。图片 1=800) window.open('');" onload="if(this.offsetWidth>'800')this.width='8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

   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学者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是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迄今已累计发行逾一百三十万册。在该书问世三十周年之际,文艺研究特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李浴洋专访三位先生,以下为访谈实录。

曾有学者说,赵园的研究凭借触发。一旦有东西激发了她的灵感,她的思想会喷薄而出。赵园觉得这符合她的状态,因此她在读书时很挑剔。看她的学术研究和写作,这种触发似乎一直在牵引着她前行。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 温儒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文学   文艺学  

考了现代文学,却连《子夜》也没读过

   图片 2

由学校出来之后,就不再有当年那种跟人讨论学术的冲动。学术对于我,似乎只是书斋里的事。在他人的想象中,我和丈夫和友人间,大约总在讨论学术。其实我们的话题很广泛,聊的多半是社会、人事。我跟年轻人说,学术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对我的占有已够多,我不希望学术覆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偶尔也仍然会讨论讨论。记得有一回去长沙开会,一进硬卧车厢,就和几个朋友大谈起四十年代———那时我正在写骆宾基,对四十年代兴致很高。

  

这十几年做的尽管不是文学,也仍然像是圆了一个梦。有时候,一握线装书在手,又轻又软,也会让我觉得愉快;倘若遇到好的文字,那简直就是享受。当然,这种机会并不那么多。我所做的,是像在沙里淘金,比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辛苦多了,也因为没有本钱。

   李浴洋:三位老师好!2017年是三位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出版三十周年,我们的访谈就从与这部著作相关的话题开始。该书自1987年问世以来,先后历经了两轮(1998年、2016年)大规模修订,共计印刷五十余次,不仅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与“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迄今为止使用范围最广、引用率最高与最受学生欢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这一“畅销”且“长销”的教材,最早是怎样的机缘促成了它的写作与出版,三位当时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的初衷又是什么?

赵园有一本散文集《独语》。“独语”大概也是她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现状。学术研究需要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演绎,散文的倾诉需要细致的感受和情感的触动。以学者的角色,在研究之外用散文来给予补充,赵园显然想让自己的人生更为丰富,所以才身体力行一种更为本质的生活。

钱理群 (进入专栏)   温儒敏 (进入专栏)   吴福辉  

每天宿舍—图书馆—教室,三点一线,真走怕了。毕业后偶尔回北大,不但不怀念学校生活,看着教学楼、图书馆的灯火,总有点凄凉似的,也就因为书读得太苦、太累,付出的代价太高。

   钱理群:我是1978年到北大跟随王瑶先生读研究生的,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同时担任王先生的助手,直至先生去世。1982年,《陕西教育》杂志向王先生约稿,希望他开设一个专栏,系统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有关知识,作为当时流行的函授大学的教材。王先生没有精力来做这件事情,于是就把这个“任务”分派给了我。可以说,最初开始写作这一系列文章,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一项“作业”。

这帮人起点不同,经历各异,但好不容易“重返校园”,都很玩儿命,相互之间也不免暗中较劲。都有了一把年纪,遇到一起,很投缘,这尤其不容易。有时也吵架。记得有回跟人吵翻,大怒之下摔门而去,第二天早餐在饭厅迎面碰上,还想保持冷战状态,但看那同学笑眯眯地端着饭碗走过来,也就不好意思再绷着了。那几年间,寒暑假也很少休息,有的同学将老婆孩子接来,自己照样跑图书馆。讨论起学术,兴奋得很,常常弄到忘情无我。一同春游秋游,必得约好了“只谈风月”,警告言必称沈从文的凌宇,只要提到沈从文的名字就罚。记得头一年秋天一起去香山看红叶,由山上下来,才发现并没有留心红叶。也就是在那期间,我对学术“本身”发生了兴趣。

   接手以后,除去王超冰,我又邀请了温儒敏与吴福辉两位参加。他们不仅是与我同级的王先生的研究生,而且当时也都毕业不久——温儒敏同我一样留校任教,吴福辉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三人在研究中能够互补。这样一来,一个相对理想的写作团队便形成了。

赵园做学术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是自始就“有志于”此。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时,她应试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离开她任教的那所中学。1964年考入北大,大学毕业去河南农村插队,她只带了《辞海》文学艺术分册,那两年间不记得读过别的书。有时,赵园会在劳动了一天,同伴们睡熟后,在床头点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读那两册《辞海》。———这也是那两年她所能搜寻到的跟后来的“学术生涯”有关的仅有的记忆了。

   我们当时的研究,多少都带有一些“拨乱反正”的意味,做的是“平反”工作,也就是希望把此前部分现代作家身上的污水给洗掉,让他们在文学史中“恢复名誉”。尽管“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是后来才由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提出来的,但当时我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因此,当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系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我们自然十分乐意。今天回头来看,“重写文学史”有一个酝酿、提出、发展与变化的过程。而《三十年》的写作,正是其酝酿阶段的必然产物。

写完《北京:城与人》,对学术开始厌倦

   王先生当时安排我做这件事情,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我留校以后,曾经给1981级的北大中文系学生讲授过一轮“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手头有一份现成的讲稿。王先生认为我来做这项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二是虽然我是王瑶的学生,但当时刚毕业不久,在学界还没有什么影响,和今天的青年学者一样,同样面对发表文章困难的问题。他显然是在给年轻人创造机会。三是王先生也有一点“私心”,希望他的女儿,当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王超冰也加入进来,由我在学术上带一带她。王先生对王超冰还是比较期待的。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我。

有时候你的命运的转移,就在一念之间。也像当年的考研究生,“试试明清”这一念,让我在三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中流连到了今天。这期间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人生有几个十几年!但也像当年的考研,我对这回的选择并没有后悔。

  

如果没有这次的转向,倒会真有点遗憾呢,因为我毕竟曾经喜爱中国的古代文学。

  

当然,我的生活中也有别的。比如有音乐,有电影———看看碟,或者和丈夫去电影院。仍然和朋友聊天。我不希望也相信不会被学术榨干。

  

学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从初涉学术的兴奋到厌倦,最终完成自我转型,王瑶弟子回忆一波三折的学术人生

  

本文由澳门新葡新京▎永久官网发布于文学天地,转载请注明出处:也不大听演讲,是《上海文学》与中国作协的论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