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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古籍中对炎帝神农氏的记载不可胜数,由虞

关于虞舜的归葬之地,虽然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基本上认定在湖南宁远的九疑山,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古地图上也描绘有舜陵舜庙,早几年湖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对九疑山玉琯岩舜陵遗址进行了发掘,将古人于该遗址进行祭舜活动的年代追溯至了东汉以前,而探沟所见其下的遗存还有可能将祭舜活动的年代更往前溯。但是,关于虞舜的归葬地,学术界一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个活动于汉文字发明以前的古史人物,对其生平事迹和活动有着不同的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两位点校者虽然都是湖南人,但对资料的辑录,决不囿于本土观念而有所偏重,凡是古代文献所载,都一一予以收罗,兼收并蓄,诸说并存,为今人的科学研评提供一份较为完整而又客观的依据。说到底,虞舜究竟归葬于何地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是全中华民族所共有的。这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炎帝作为与黄帝并列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历来受到我国人民的尊重与景仰。中华儿女不论漂泊何处,都被称作炎黄子孙。炎黄二帝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共同血缘纽带,也是我们民族文化赖以彰显的精神支柱。在诸多史籍中,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相传他教民稼穑,亲尝百草,是我国农业生产和中医药业的开山鼻祖,发明的农业生产工具是我们先人较早迈入农耕文明的表征。在民间传说中,炎帝神农氏甚至还有制陶、煮盐、牛耕、制造琴瑟等种种发明。他所创立的“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集市交易规范,又使得炎帝神农氏被视为贸易业的祖师。炎帝之所以广受历代百姓的爱戴,不仅仅因为他是上古三皇五帝时代我们华夏民族的杰出首领之一,更在于他与民同作,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的君子仁德。古籍中记载炎帝神农氏治理国家时,巡历甚广,“神农驰于国中……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常年的劳作使得他最后积劳成疾,“崩葬长沙茶乡之尾”,即今之湖南省炎陵县。正由于炎帝广泛的巡行和事必躬亲的劳作,我国许多地方至今都留有炎帝神农氏的历史遗迹、民间传说乃至祭祀祠庙。炎黄子孙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迁徙、融合、繁衍生息,不能忘却炎帝对我们民族凝聚的感召力。炎帝神农氏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符号象征,是中华文明追根溯本的源泉。从先秦至明清,历代古籍中对炎帝神农氏的记载不可胜数。既有正史、十三经如《史记》、《孟子》等,亦有杂史、别史如《国语》、《路史》等;既有先秦诸子如《庄子》、《韩非子》等,又有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等;既有出土古书如《竹书纪年》,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历代碑刻和诗文。如此诸多对炎帝神农氏描述的文字,或有弥足珍贵的史实,或亦有不少掺糅了民间传说乃至神话故事,众说纷纭,抵牾不合者亦不在少数。因此对炎帝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必然离不开对古文献的先行整理,而古文献的整理又必由文字资料的收集始。把分散在历代各类文献中关于炎帝神农的材料收集起来,逐一标点校对,将是一件非常繁琐而又极需耐性的工作。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由万里和刘范弟先生精心辑录、悉心点校,湖南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炎帝历史文献选编》,以难能可贵的精神完成了这么一项意义重大的文献基础性工作。该书引用历史文献达上千种,囊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尤其将材料零散、作者众多的历代碑铭、祭祀文和诗词歌谣曲赋赞颂等单独汇编为“诗文韵语”一类。辑校者把如此分散的材料结集在一部书中,为人们进一步鉴别、研究炎帝神农氏的生平事迹、民俗道德、科学文化、历史遗迹、祭祀典章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顾颉刚先生曾把历史学从史料到史观的不同分工形容为级级“下学”以求“上达”的过程。而材料的“积聚”与“校勘”恰恰就是这最底一级最基础的“下学”,也最为首要。只有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把“辛辛苦苦”“寻零碎”的“下学”基础打坚实了,史学的“上达”之学问才能明白无误。《炎帝历史文献选编》的出版无疑是为炎帝历史的进一步分析研究提供了扎实的“下学”文献基础。从点校上看,虽然《史记》、《汉书》等已有中华书局的标点本现今可供参考,但大部分的古籍资料是此次首次标点;尤其是众多碑文的辑录、标点,以及录文中缜密洗练的“辑校者按”尤见文字功底。从文献及版本的选择上看,辑校者广泛审查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各类炎帝资料,尤其重视早出文献,而在后出的文献中择其要者酌情收录。对于多版本的同一文献,辑校者也以早出版本、单行本和善本为首要考虑。由于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且古籍诸本中对具体问题的说明亦有参差歧义,故炎帝出生地与炎帝陵归属等一些问题目前学界尚存有不同的意见。然而作者并没有囿于本土情感,而是对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都允实客观地给予了采集。这种对版本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张利文《炎帝历史文献选编》万里 刘范弟 辑校 湖南大学出版社来源人民网)

虞舜是我国上古时期的一位圣君,史称舜帝,与黄帝、颛顼、帝喾、尧帝并称“五帝”。《尚书·舜典》云:“德自舜明。”《史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可见,舜倡导的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明之先河,因而被后人尊为“道德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深受海内外华夏子孙的尊崇和敬仰。由舜帝而滋生的虞舜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源头和根本;由虞舜文化而形成、承传、弘扬的虞舜精神,不但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对虞舜文化发源地的上虞进一步“率先发展、走在前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书点校严谨,精益求精。

换言之,研究虞舜文化,弘扬虞舜精神,就是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汲取营养,特别是继承和发扬虞舜的“天下明德”思想,进一步树立民族自信心,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自强不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地方经济社会的不断繁荣。

韩愈认为,儒家道统所传之道即仁义道德,此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至孔、孟。在古史记载中,虞舜既是一位家庭道德的典范,又是一位社会人际关系的典范,还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典范。他的思想、道德和行为,经儒家的渲衍、推崇和发扬,浸润到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正是如此,虞舜被学术界称之为中华道德文明之源。

一是“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儒家学说中的“人本主义”思想相同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之所以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正在于它的以人为本,善于吸纳,与时俱进,丰富自己,成为严密而深厚的理论体系。而它的理论体系,又源于虞舜文化。例如,使孔子欣赏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就是舜乐;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中的孝道即源于尧舜,尧舜以人为本的崇德尚贤之道对儒家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儒家经典《孟子》中有不少篇章记载孟子宣扬舜帝以人为本之道,孟子的性善说即起源于舜帝的孝道。虞舜以人为本,重德政、讲孝道、行教化、求和谐,对我们进一步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凝聚力量、团结一致、和衷共济、振奋精神、推动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部由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湖南省舜帝陵基金会和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共同组织,万里、刘范弟辑录点校,岳麓书社近期出版的《虞舜大典·古文献卷》,就是这一文化工程的成果。该书搜罗广博,巨细靡遗。

二是“承前启后”的科学理念。舜以孝行天下,继帝位后推行五常之教,定五刑,统度量,明音律,确礼制,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从部落联盟过渡到初具雏形的国家体系。在中国那段“号上古,称盛世”的历史进程中,舜帝处于承前启后的时代,他全面铺开了步入文明社会之路,奠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基础。虞舜“承前启后”的科学发展理念,使虞舜文化得以源远流长,使虞舜精神得以不断弘扬。当前,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一轮的“五年规划”之际,对这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史和中国文明起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帝舜文化及虞舜精神,要进行新的“承前启后”,用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全方位地挖掘、研究和弘扬虞舜精神,促进经济社会的新一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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