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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必要对《宝文堂书目》中著录的话本小说进

一小说视角的通俗类书概念 “通俗类书”一词始出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我们现在所用的通俗类书概念即源于此。 小说视角的通俗类书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一书,实际上就是孙先生对他在日本东京所见的中国古代小说进行的分类著录。作为目录学家和小说研究家的孙先生,非常慎重和谨严,在正编之外,又作附录,附录传奇、通俗类书、子部小说三类。在通俗类书目下列入《国色天香》、《万锦情林》、何大抡本《燕居笔记》和余公仁本《燕居笔记》四种。限于目录学体例,孙先生没有释义。但是通俗类书的概念主要着眼于通俗小说,就已经暗含这四种就是“类书型的小说”之意。其实,这是借用了类书的概念。限于当时历史条件,《绣谷春容》没有列入,但是它与《国色天香》完全同一类型,理所当然被吸收。这种概念划分现在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常说的通俗类书一般就是专指这四种。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完全接受了这个概念:“随着文言小说创作的兴盛和读者的爱好,收集、汇刊各类文言小说也蔚然成风。……另外一些通俗类书如《国色天香》、《燕居笔记》、《万锦情林》、《绣谷春容》等也选录了大量的小说。”台湾政治大学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二辑“短篇文言小说”收传奇、笔记、通俗类篇三种,通俗类篇即收《国色天香》、《绣谷春容》、林本和何本《燕居笔记》三种,未收《万锦情林》,在这里事实上也认同了通俗类书的分类。萧相恺在《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中将所收200余部长篇白话小说分成五类:世情小说、神魔小说、讲史小说、侠义公案小说、通俗类书。所举通俗类书在上举四种之外多《宫艳》一种。通俗类书暗含类书型的小说之意,约定俗成,小说研究者一般原则上能够把握。 类书视角的通俗类书 类书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其编纂有着较久的历史。类书是一种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供检查之用的工具书。它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有人统计,约有1600余种。《皇览》是我国第一部类书。唐以《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最有名。宋则是四大类书,各有特色:《太平广记》实为小说渊薮,《太平御览》乃前朝文献汇聚,《册府元龟》重点“摘录历代君臣事迹”,《文苑英华》着重收录诗歌文赋。明清之《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则是皇皇巨制等。如果按照用途,大致分为三类:仕途经济型类书、日用生活型类书、休闲娱乐型类书。大致上举《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为仕途经济型类书,现存万历间《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应用碎金》、《事林广记》等为日用生活型类书,而《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等为休闲娱乐型类书。本文所使用的通俗类书概念大致接近休闲娱乐型类书。 总之,作为目录学家和小说研究家的孙先生,通俗类书的概念主要着眼于通俗小说,类书研究专家的通俗类书概念主要着眼于类书。 二四大通俗类书的特点 孙楷第在《国色天香》的提要中提到:“此等读物,在明时盖极普通。诸体小说之外,间以书函,诗话,琐记,笑林,用意在雅俗共赏。施之于初学弄笔咬文嚼字之人,最为相宜;即士夫儒流,亦粗可攀附。其性质略同后日之《酬世锦囊》等;远亦通于《广记》。”初步道出了通俗类书的性质和特点。 《绣谷春容》,上层是中篇小说,下层包括:《琼章摭粹》、《玑囊摭粹》、《诗余摭粹》、《彤管摭粹》、《击筑摭粹》、《彤管摭粹》、《游翰摭粹》、《新话摭粹》、《嘉言摭粹》、《寓言摭粹》、《稗编摭粹》、《微言摭粹》、《怡耳摭粹》、《文选摭粹》、《琐言摭粹》、《文苑英华》、《奇联摭粹》等。再如何大抡本《燕居笔记》上下分层。上层为中篇小说。下层卷一到卷八为《客座琼谈》,为诗文杂类,卷一诗类,卷二词类、歌类、赋类,卷三文类、书类、联类、曲类、吟类、图类、赞类,卷四箴类、铭类、行类、判类、辨本类、供状类、疏类,卷五卷六为记类,卷七卷八为传类,卷九卷十为《大家说锦》,收《张于湖宿女真观》等小说六种。 通俗类书收罗广博,内容庞杂,不限文体,“为记耶,为传耶,为铭耶,为联耶,为赞为集耶,为歌为疏耶,靡不一一备战”,雅俗共赏,“不独为古人扬其芳,标其奇,而凡宇宙间稍脱俗骨者,朝夕吟咏,且使见日扩、闻日新、识日开,而藏日富矣”,方便实用,从而达到多售盈利的最终商业目的。 现在学术界的普遍认为通俗类书的特点,主要有三:第一,上下分两层,便于长短排版。第二,内容庞杂,以小说为主。第三,雅俗共赏,方便实用。但笔者认为,上下分层不是通俗类书的特色和标志。上下分层是明万历时代的书坊流行的刻书版式。上图下文,或者上下都是文字,两截板和三截板,多用于小说戏曲及通俗读物。如《词林一枝》、《戏曲传奇合刻》就是如此。同属于通俗类书阵营的《燕居笔记》现存三种,何本、林本都是上下分层,但是余公仁本却没有上下分层。我们难道可以说分层的何本、林本是通俗类书,而上下不分层的余公仁本就不是通俗类书吗?显然,上下分层不是通俗类书的特色和标志,不应该将之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应该从内容的广博和丰富多样性着眼。 三《胡氏粹编》应是通俗类书 现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万历胡文焕文会堂刻本《胡氏粹编》五种二十卷20册。《稗家粹编》八卷,收文言小说146篇。《游览粹编》六卷,收文类、赋类、序类、述类、传类等47类文体570篇。《谐史粹编》二卷,收咏物和游戏之作47种。《寸札粹编》二卷,收录从汉到明的书信292札。《寓文粹编》二卷收录74篇,其中文类7篇、赋类8篇、传类15篇、记类3篇、说类16篇、喻类6篇、言类1篇、解类2篇、述类1篇、对类12篇、祝类1篇、断类1篇。 从内容来看,《胡氏粹编》确实算得上是通俗类书。 《胡氏粹编》五种的体例、版式等一致,完全是丛书形式,实是一部“完整”的书。第一,相同的编校班底。《粹编》五种每卷卷首题“钱唐胡文焕德父汇选、友人庄汝敬修父编次、侄孙光盛校正”,似乎是一个专门的编辑小组。第二,各卷分工明确、整体协调的编辑体例。五种二十卷,内容丰富,类似百科全书,求大求全,但又分工明确。《粹编》五种,诗词文小说等各类文体俱全。第三,相同的版式。《胡氏粹编》五种都是前有二序,后有一跋。版式整齐统一,版框统一,版心大体一致。第四,非常接近的出版时间。《胡氏粹编》在序跋中提到“万历甲午”和“癸巳”,出版时间大致在1593—1594年间。可见,《胡氏粹编》完全是一整套丛书,其编选也以小说为主,《稗家粹编》就占8册,约14万字,与通俗类书大量收录小说相同。并且,在通俗类书都选编中篇传奇的情况下,《胡氏粹编》集中精力选编文言短篇小说,正是其特色,有利于市场销售。 从编辑目的上来看,《胡氏粹编》的定位也是通俗类书。 胡文焕《游览粹编》序:“夫以游览名者,则不独宜于斋几而又宜于舟车、旅馆也,不独宜于士夫而又宜于商贾农工也。是书也,通而行之,宁不大有裨哉!”再看庄汝敬《游览粹编》序:“匪但鸿儒博士观之醒心爽目,即商贩子、稼穑夫,倘非目不知书者,亦可藉之怡情适况。”二者求雅俗共赏之意非常显明。通俗类书消费对象,很大部分就是人在旅途的商贾。正如戴不凡所注意到的:“明初以来,小说刊本大行,瓷商泊主于旅途无聊之际,正可手把一编为乐,或资友朋谈助。”《游览粹编》的定位与《国色天香》等通俗类书类同。 当然,从版式上看,《胡氏粹编》没有采取书坊流行的上下分层形式,相比而言,不分层但分类,正是《胡氏粹编》的特色和长处。后期余本《燕居笔记》改变其原来上下分层形式,也许看到和接受了这点。 所以,我们应该将《胡氏粹编》纳入明万历年间的通俗类书阵营。按照成书年代,各通俗类书的顺序是:《国色天香》,万历十五年;《绣谷春容》,万历十五年至二十年间;《胡氏粹编》,万历二十一至二十二年;《万锦情林》,万历二十六年;《燕居笔记》,万历三十一年前后;《燕居笔记》,万历三十一年之后;《燕居笔记》,崇祯九年之后。《胡氏粹编》的成书年代在中间偏前的位置。 四《胡氏粹编》与通俗类书的生成 《胡氏粹编》的成书年代在中间偏前的位置,直接影响了后出的通俗类书的生成。胡文焕《游览粹编》序云: 世有《古文大全》等书足供游览,然而皆未切当也。他若坊间所梓种种,其名又皆龌龊不佳,只足以病人之心目。此游览者恒以为憾,而予亦深以为歉也。予故督同友人修父氏、侄孙孟显氏,比方诸集,考索群书,美而遗者补,恶而存者斥,亦附以己作,非敢好名也,将以求正四方也。且也详分其类,而类之中复求严其次第,务求切当。编为成书,名之曰:《游览粹编》。“美而遗者补,恶而存者斥”,所谓“补”和“斥”者,一般就是指增删。由此序可知,《游览粹编》应在“种种”“坊间所梓”的底本基础上增删而成。将“比方诸集,考索群书”视为胡氏为编辑《游览粹编》而博览群书,未为不可,但是看成胡氏对底本的“比方”和“考索”,也决非牵强。那么,这个底本是什么呢?或者,在《游览粹编》前有什么可以选择作为底本的呢? 胡氏序中“坊间所梓种种”所指,似是指此前出版的《国色天香》、《绣谷春容》。《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俱是“坊刻”;其名“龌龊不佳”,似直接针对《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二书的脂粉化取名;《国色天香》、《绣谷春容》分类“未切当”。那么,《胡氏粹编》怎样影响通俗类书的生成呢?笔者认为,至少在三个方面: 第一,编辑观念。《胡氏粹编》收入编者自己的作品,后期余公仁本《燕居笔记》也把自己的《南窗笔记》、《南窗诗集》、《南窗杂录》、《南窗语录》四种全部刻印添入,在卷二“歌类”亦收入自己的《山云歌》;并且没有沿袭前面两种《燕居笔记》上下分栏的形式,也许就受到《胡氏粹编》的影响。 第二,篇目选择。现以通俗类书各本所收“歌类”为例。《国色天香)共23篇,其中3篇独出。《绣谷春容》共33篇,其中5篇首出,9篇独出。《胡氏粹编》中《游览粹编》共48篇,其中独出20篇,首出3篇。《万锦情林》共11篇。何本《燕居笔记》共19篇,独出1篇。林本《燕居笔记》共14篇。余本《燕居笔记》共15篇。 从选目来看,各书新出被后出之书吸收者:《国色天香》先出,《绣谷春容》有《草书歌》、《霜发歌》、《寿星歌》、《题邮亭壁》、《长愁歌》5篇;《胡氏粹编》有《继母歌》、《无油歌》、《百舌歌》3篇,俱被后出选本收入。在选目上体现出滚雪球的特征,然而都有去取,趋势并不是递增。林本删何本《无可奈何歌》、《荣归歌》、《百舌歌》、《劝懒歌》、《继母歌》5篇而成,余本删何本《无可奈何歌》、《荣归歌》、《百舌歌》、《劝懒歌》、《继母歌》5篇或者在林本基础上加余公仁本人1篇。 从类型来看,《国色天香》卷二上层《戛玉奇音》、卷四上层《规范执中》和卷六上层《修真秘旨》三类中都同时收有歌类,《绣谷春容》则按性别分为《击筑摭粹》、《彤管摭粹》两类,它们都有失文体意义。但是从《胡氏粹编》开始,《万锦情林》、《燕居笔记》都将“歌类”集中在一个类型。总体趋势来看,通俗类书的文体意识越来越强。总之,从“歌类”的选目和文体的细化来看,《胡氏粹编》的承前启后地位和转折角色不容忽视。 第三,版本文字。试举二文为例。 1.《李淳奴供状》。除《绣谷春容》外,其余几种通俗类书都收,但是文字差异颇大。如: 睹景物之无穷,叹青春之不再。二八男儿,曾有题桥之志;三七女子,未逢折桂之夫。向思牵牛织女,一年一度巧相逢;可念奴身,二十一年无匹配。想鳞鱼尚能比目,看草木而有连枝。 嗟叹物兴无穷,遐想青春不再。三七女子,思逢折桂之夫;二八才郎,当诵摽梅之句。每思织女一年一度有相逢,自恨奴身二十一年无匹配。 判云:捉获单男并只女,偷期暗约论为奸。古来犯法人罪定,今日违条赦本难。芍药阑边情鱼水,牡丹花下誓山盟。吾今免汝风流棒,配与夫妻效凤鸾。 此段文字仅《国色天香》有。《游览粹编》、《万锦情林》、三种《燕居笔记》无对应语句。 2.《联芳楼记》。出《剪灯新话》,五大类书都收录,但文字也有不同。如: 夏月于船首澡浴,二女于窗隙窥见之。 夏月于船首澡浴,亭亭碧波中微露其私嫪生之具,二女在楼于窗隙窥见之。 玉砌雕栏花两枝,相逢恰是未开时。妖姿未惯风和雨,吩咐东君好护持。 国色天香花两枝,芳心犹是未开时,娇容尚未经风雨,全仗东君好护持。 《胡氏粹编》与《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的文字多有不同,分属不同版本,但是与后面的《万锦情林》、《燕居笔记》几乎相同,同属一个版本。于此可以看出,《胡氏粹编》确实导启和影响了后面几种通俗类书的版本选择。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胡氏粹编》在通俗类书的生成上,影响甚大。也从而证明了《胡氏粹编》确实应该划归通俗类书的阵营。《胡氏粹编》的加盟,对促进通俗类书的研究很有意义。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和《孔淑芳记》的关系,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和《杜丽娘记》的关系如出一辙,对《牡丹亭》蓝本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李亚仙记》的著录暂时没有学术探讨意义,但《杜丽娘记》和《孔淑芳记》却存在这种意义,不容忽视。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完全是在改写《孔淑芳记》,但逻辑没有《孔淑芳记》缜密,行文也欠流畅。《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成书较粗糙,在《幽怪传疑》和《孔淑芳记》框架上,对《牡丹灯记》和《滕穆醉游聚景园记》进行因袭改写拼凑而成。考察《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对《孔淑芳记》和《牡丹灯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的因袭改写,可见因改编思路受牵制而出现有违常理、有违情境等创作纰漏。

今所见柳耆卿故事,有《清平山堂话本》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何本《燕居笔记》卷一○下层的《柳耆卿玩江楼记》,余本《燕居笔记》卷七《玩江楼记》,《万锦情林》卷一《玩江楼记》,但它们实为一种。学界普遍认为,《柳耆卿记》就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小说,是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简称。此种说法有待考证。说《柳耆卿记》是简称,没有版本依据。《清平山堂话本》版心上简题为《江楼记》;冯梦龙《喻世明言叙》:“《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说的也是《玩江楼》,而非《柳耆卿记》。笔者设想,《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柳耆卿记》可能是类似罗烨《醉翁谈录》卷二丙集《花衢实录》之《柳屯田耆卿》故事的总名,包含《耆卿讥张生恋妓》、《三妓挟歧作词》、《柳耆卿以词答妓名朱玉》等。因《柳耆卿以词答妓名朱玉》篇后有阙文,无法完全确认《柳屯田耆卿》的内容。《宝文堂书目》另著录《柳耆卿断芳兰菊》,但内容不详。

有学者认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确实存在粗糙、混乱之处,但这正是话本未加精雕细琢的原生态表现,尤其是《杜丽娘记》中不乱不误而话本中明显乱误之处,不应该是话本‘改编者’艺术水平不高所致,合理的解释应是:话本产生在前,本来面目如此,后来的《杜丽娘记》修正了话本中的明显错讹。”这实际上是“后来居上”、“后出转精”惯性思维影响。今天所见宋元明话本中,《杜丽娘慕色还魂》疏失之多,恐怕无出其右。但对于一个具有创作能力的人来讲,频频致误,用思路受到牵制和影响来解释,似乎更合理。所以,话本体《杜丽娘慕色还魂》的疏失也应是改编者水平和艺术素养造成的,即使是“易正为误”、“易雅为俗”,也是改编者的责任。即使以冯梦龙之才,改编之时仍然出现知识错误,也只能以创作疏失来解释。若研究中过于依赖直接认定,一旦对话本小说的认定质疑,势必引起原有研究的震荡甚至颠覆。

由于直接认定,很多必要的学理论证几乎缺失,需要重新进行。学界普遍认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就是《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孔淑芳记》,源于两点:一是题目相近,二是现存《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而《孔淑芳记》缺失。在分析《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时,有两段话被学界引用较多。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冯梦龙《古今小说叙》:“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细究之,却有问题。《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明言是“弘治年间”发生的故事,无疑是明人所作。若《双鱼扇坠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同书,那么《西湖游览志馀》认为《双鱼扇坠记》是明本,田汝成所论极是;冯梦龙认为它是宋元旧遗,应误。然而,《双鱼扇坠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并非同书,更有可能。因为《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在书眉上简称《孔淑芳小说》、《孔淑芳传》,而不是《双鱼扇坠记》。冯梦龙的判定也应有其理由,不会注意不到小说开头“弘治年间”四个字,且冯文作《双鱼坠记》,无“扇”字。笔者因之认为,《双鱼扇坠记》与《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不是同书。另外,《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刊刻者熊龙峰所刊书籍,现尚见《重刊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天妃济世出身传》。而《西厢记》刊于万历二十年,《天妃济世出身传》约在万历三十三年之后,现往往据此推断《孔淑芳双鱼扇坠传》为万历刻本。既是万历刻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成书就可能在万历年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就可能不被《宝文堂书目》著录(著录下限为1560年)。

作为一部文言选集,《稗家粹编》忠于原著,《孔淑芳记》改名的可能性很小,《稗家粹编》所收《孔淑芳记》应是原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与其相信与标题相差较大的话本体《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孔淑芳记》,不如相信题目一致的传奇体《孔淑芳记》。《杜丽娘记》的境况也类似。

《宝文堂书目》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直接关涉到诸多话本小说及其本事来源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等。孙楷第、谭正璧先生筚路蓝缕,曾进行了富有智慧的草创性工作,认定话本小说112种,“现在尚存的”53种、“现已不知存佚而见于他书或内容可考的”33种、“存佚和内容都不可考的”26种。后世研究大抵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在《稗家粹编》等相关资料出现后,实有必要对《宝文堂书目》中著录的话本小说进行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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