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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研究,一、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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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分子世代交替、阶级出身和文化惯习,再加上其他的地域背景等因素,只是为了开拓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构成知识分子内战的,还有更复杂的动因所在。

梁永康 李 浩

出 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研究知识分子纯属偶然,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考入大学的77级的学生,今年刚好高考四十年。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留校以后系里面让我教一门“中国民族党派史”的课程,后来发现八民主派历史太短,资料也太少,研究的空间很有限,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人物,那些些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强烈的兴趣,感觉我自己与民国知识分子是心心相通的,所以就不期而然地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研究。

[内容提要]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最终形成阶段,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学说在华广泛传播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译书立说,将大量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传入中国,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士人固有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这一时期的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促进了晚清经济思想由“振兴商务”向“振兴实业”的转变。

出版时间:2011-4-1

1987年1月份在《读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录》,写民初记者黄远生的心路历程,是我研究知识分子的处女作,今年刚好三十年。三十年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差不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主要从心态史的角度进入,从个案和群体的角度讨论中国知识分子从古代到民国为什么丧失了独立人格,背后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是什么。

[关键词]海外留学知识分子;经济思想;近代化

印刷时间:2011-4-1

接连在《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杂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之后,约稿纷至沓来,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了某种危机感,觉得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依赖路径,不再有新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做思想史研究,读了不少政治哲学的书,试图把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第二阶段。最近刚刚出版了《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是这个阶段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交代。

贯穿于整个晚清的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它从深层次上推进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影响着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的道路。运动从规模和内涵上都远远高于明末清初时期的第一次“西学东渐”如果“从西学传播主体分析,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鸦片战争至甲午战前,主要以外国传教士为西学传播主体;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至民国成立前,以留学生为西学传播主体”。①

I S B N:9787549503339

这一年,我在思考一个新的阶段的知识分子研究,准备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研究。关于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由于时间关系,我不拟讲精神史的具体内容和构想,只是想谈一谈如何从新的角度继续知识分子的研究。如果我们老是在一两个频道里面研究老话题,研究会慢慢变得单一、单调,让人有疲劳和重复感。

在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早期阶段,新教传教士在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的传播中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通过译着书刊、兴办学堂、开经济学课程教育,将资产阶级近代经济理论传播到中国,冲击着“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促进了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近代化。至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后期完成阶段,随着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舞台的退却,海外留学知识分子承担起了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在华传播的重任。他们译书立说,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传入中国,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士人那固有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在经济理论领域,一部分海外知识分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提出经济改革的主张,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到顶峰,促进了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最终形成。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

今天我将从世代、阶级和惯习这个角度,讨论知识分子研究的新路径。

一、晚清海外留学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一、拒斥教士入境与使其不能居留

1.知识分子的世代交替

晚清的“西学东渐”是伴随着列强的枪炮声而来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逐渐没落封建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面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一批又一批的晚清士人由对西方文化的反对、排斥、无可奈何到被动接受,转而向西方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晚清的“西学东渐”运动实质是近代中西文化的融合与碰撞,是中国近代思想与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传教士在西学传播中的宗教性和局限性,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依靠传教士来完成中西文化的交融是不现实的。因此,中西文化的最终传播媒介只能由留学生来担当。

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义理的辟斥

鲁迅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设想过要关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故事,最后没有实现;李泽厚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后记里面提出要写,最后他也没有实现。我在90年代中期曾经提出过一个20世纪6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没有付诸实施。

晚清留学生运动开端是以1847 年容闳、黄宽、黄胜等三位青年在美国传教士布郎的资助下赴美为标志。诚如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容闳的赴美留学在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留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容闳因此成为近代沟通中美文化的先驱和中国留学生之父”。②在容闳赴美留学的带动下,一批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促使中国的近代留学生运动开始形成和发展。从1872 年晚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至辛亥革命前,晚清留学生运动共经历了三次热潮,即留学美国、留学欧洲和留学日本。

一、关于天主、耶稣、圣母玛利亚

我的研究框架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按照五四和文革两个中轴,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1949年以前的前三代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是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三代的区分标准有两个,一是知识结构。

1、容闳与留美幼童的派遣

二、关于天堂地狱、不敬祀祖先神衹与平等观念

简单说来,第一代的知识相对来说不那么现代,比较陈旧,而到了五四一代和文革一代,成为新知识的开拓者。我这里说的文革一代,主要是指在文革初期是红卫兵、红小兵、文革中期成为“知青”,文革之后又作为恢复高考之后考上大学的“新三级”大学生,他们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人,20世纪初和世纪末的两场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他们领导的。而后五四和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却接受了完整的现代知识训练,成为了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晚清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第一次海外留学运动,是从第一批中国幼童赴美开始的。而这一计划能够实施,是与“近代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的积极倡导和执行分不开的。1855 年,容闳完成留美生涯后,抱着以所学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使中国尽快走上繁荣富强之路的信念回到中国。回国后, 容闳积极提出选派优秀青少年赴美国留学的教育计划。几经周折,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实现。1871 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向清政府上奏《选派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提议派遣幼童留美并得到清政府批准。至于选派人数和条件,如容闳所回忆:“暂定百二十人,分四批,每批三十人,按年分送出洋。学生年龄,定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士检验,方为合格⋯⋯考试及格后,方可赴美国留学”。③经过一年多详致的准备,在容闳的带领下, 1872 年夏第一批留学生共30 人赴美,开了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

三、关于各种仪规与宗派

第二个观察角度是各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简单地说,晚清和十七年这两代人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一切以政治为标准。章太炎作为晚清一代,在东京讲课的时候,他的学生回忆说,说,他讲到学术的时候,自己都是昏昏欲睡,一谈到时政,立即两眼放光,滔滔不绝。

此后,在1873 年、1874 年和1875 年第二、三、四批共计90 余幼童分别赴美,形成了晚清第一次近代海外留学热潮。留美幼童在美勤奋学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海军、电报以及铁路等知识1881 年留美幼童分三批回国,官派留美中途夭折。但,他们学习成绩优秀。然而由于顽固派的破坏及美国掀起的反华浪潮,清政府中止了留美计划, 但“容闳和幼童们带来的西方文化,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传播西学,改变中国人对西学的偏见,削弱封建思想的影响,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④并涌现出了第一批杰出的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如詹天佑、唐绍仪等。同时,虽然官派留美计划停止,但民间自费留美运动却开始兴起,使晚清的留美运动一直延续。

十七前那代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政治意识特别强,比如王蒙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提出一切都要是否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标准来看人文精神。但是五四和文革这两代人,虽然也有政治关怀和知识关怀,但更多的是文化关怀,有一种林毓生所说的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路径取向,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说今后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给中国奠定一个文艺复兴的基础。我记得80年代我们那代人也有一种为中国重建启蒙的文化雄心。

2、福州船政学堂与留欧学生的派遣

而后五四和后文革这两代人,则有比较强烈的知识取向,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关怀,最后都落实到知识和专业层面。这里我特别说补充一下,后文革一代,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以为60后、70后就是后文革一代,现在发现直到1985年以后出生的才形成了典型的“新人类”,而60、70后只是过渡的一代知识分子。

在留美幼童派遣后,清政府还开始了留欧学生的派遣。与留美幼童不同的是,“清政府向欧洲派留学生,主要是出于加强海防的需要”。⑤洋务运动兴起后,为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决定从各方面基础较好的福州船政学堂选拔优秀青年前往欧洲留学。1877 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请派遣学生留学英法,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并实施,是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欧学生之始。此后, 1881 年、1886 年和1897 年又分别派遣三批,先后四批共派遣80 余人赴欧留学。

这个六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框架,非常整齐、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虽然具有表面的美感,但过去整齐的框架,虽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未必能够展现世代交替中历史的复杂面相。这些年我开始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问题,试图从中国历史自身的演变与脉络出发,虽然不那么整齐,但是可能更契合历史本身的内在逻辑,而非外在的形式框架。

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的派遣,对晚清的社会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留欧学生不仅向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先进造船、采矿、海军等科学技术,还向中国大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其它的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对开启民智、推翻帝制、促进民主共和贡献颇大。影响了清末民初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严复。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怎样的代际更替?先来看晚清。晚清的士大夫,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不同的三代: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和革命游士。

从19 世纪70 年代至甲午战争前后,以留美幼童和福州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的派遣为中心,晚清的第一代海外留学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它虽然人数少,规模小,但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它冲击和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推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从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1894年甲午海战,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领导变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这些晚清一代重臣与传统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虽然他们有功名,却基本是地方士绅,以军功显着得以提拔,有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理”之外,更重“势”,与正统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现实感,灵活实用,不拘泥于经典陈义,是清末自强运动的中坚。与之同时代的朝廷中枢官僚士大夫,乃是清流派,他们固守儒家义理,标榜名节,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与“论功利而不论气节”的洋务士大夫“浊流”迥然有别。

3、留学日本的热潮

官僚士大夫,即使是改革派,因为他们与官家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更注重的,是“保国”。晚清有“保种”、“保教”和“保国“之争。康有为要“保教”,严复、梁启超要“保种”,但曾国藩、张之洞这些官僚士大夫认为,“保国”是最重要的,这个“国”不是现代的nation,而是传统的王朝,具体而言,“保国”就是保大清王朝。保住了大清,就保住了“种”与“教”。一切变革是以“保国”为核心,这是官僚士大夫自强运动的特征。

20 世纪初,中国人留学的热潮从欧美转向了日本,这种转向与甲午战争有直接关系。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让国人震惊,过去的徒弟打败了师傅,中国人的日本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灾难,更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觉醒。诚如有些学者指出:“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方面遭到失败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才逐步从传统的钳制中解放出来”。⑥学习日本近代崛起强大之法,成为中国朝野上下共同的关注。

1895年以后,一批新的士大夫代替官僚士大夫,占据了历史的中心舞台,那是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本来名不见经传,只是在广东、湖南这些边远的省份小有文名的举人而已,远离权力中枢。公车上书让他们闪亮登场,随后得到光绪帝的赏识,从地方精英摇身一变为国家精英。

1896 年清政府派遣唐宝锷等13 名学生赴日,是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之开始。同时,为了鼓励国人赴日留学,当时的晚清政府也通过两种方式来推进留日学习的发展:“一是派遣政府官员游历考察日本教育,二是选派官费生和自费生赴日留学”。⑦这些政策,促进了留日人数呈直线甚至数倍的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甲午战争后十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如下表: ⑧

但康梁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不同,他们充满了一种文人的浪漫主义气质,有点像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中的文人那样,总是觉得政治应该如何如何,而非可能如何如何。整个戊戌变法也洋溢着文人的理想主义激情。

甲午战争后十年中国官派、自费留日学生人数增长表

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不仅是精英选拔制度,而且是中央与地方关联的枢纽。朝廷通过科举考试,将各地最优秀的人才精英吸纳到体制与中央,避免沉淀在地方、特别是体制之外,以免构成对朝廷的潜在威胁。

年代

人数

年代

人数

1896

13

1903

1300

1898

61

1904

2400

1901

274

1905

8000

1902

608

1906

12000

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朝廷不再对地方精英有过去那样的凝聚力,官场也不再成为读书人的唯一选择。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拦腰切断,沉淀在地方,活跃于官场之外。这就是晚清日趋活跃的绅界。

读书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纳的进士、翰林,属于国家精英,后者是暂时未入仕的举人、秀才,属于地方名流。官僚士大夫在权力中枢活动,但文人士大夫的活动空间却在地方和民间,他们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领域”:民间的学校、媒体和社团。他们不是以权力、而是以制造舆论影响天下。

光绪失势以后,改革几乎没有在权力中枢中枢的发展的空间,他们的活动舞台在哪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学校、报纸和社团。这些都是在古代中国没有,而在1895年以后戊戌维新出现的。文人士大夫活动的空间,不再是体制内部,而是体制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绝对王权国家里面,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往往是从边缘开始,逐步向中心渗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执掌改革牛耳的社会重心,却是一个倒过来的从中心流落到边缘的逆向过程:首先是体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后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最后是因科举制废除而被抛到体制外部的革命“游士”。

清末民初是一个旧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转型年代。当大量“过剩的劳动阶级”溢出秩序的时候,革命就不远了。

登上晚清历史舞台的第三波知识分子,是1905年以后的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游士。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等,同盟会是一个典型的游士阶层组织,他们的基本队伍是华侨、商人、会党、失意秀才、落魄的留日学生和职业革命家。

这些后来领导辛亥革命的游士们与日本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阶层不同。明治维新虽然是下层精英的革命,但伊藤博文这些武士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是体制内的游士,但晚清的革命者已经是旧秩序瓦解中的体制外游士,他们只有在新秩序中才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前途。

晚清的游士革命者类似于19世纪末俄国第二代平民知识分子,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大都是俄国僧侣阶级的后代,身为统治阶级,却处于边缘化地位,只有革命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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